達海頓時不響了，雖然他是忠誠于黃臺吉的，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名旗人，對于這種極有可能引發八旗互相攻擊，引起內部大亂的話題，他并不愿意盲從于黃臺吉。女真人口本就不多，如果再因為內亂而死傷一批，那實在不是個事。

不過達海對八旗內亂流血有顧忌，漢官們對于這個問題卻是毫無顧忌的。剃發結辮，從而徹底投靠了女真人，雖然保住了他們的身家性命，但是卻讓他們從明國的統治階層變成了后金國被統治階層，這顯然不是他們投降后的最終目標。

對于這些漢官儒生來說，投降后金國，剃發易服，雖然在他們身上刻下了向蠻夷屈服的恥辱。但是如果蠻夷之君能夠禮賢下士，尊重儒學，并接受圣賢的教誨，開科取士，最終能夠化夷為夏。那么他們便不算是投靠了蠻夷的無恥之徒，而是教誨蠻夷成為華夏之民的忍辱負重之士。

如果這只蠻夷能夠入主中國，繼承華夏法統，那么他們就搖身一變，成為了名臣賢相。按照后世的話來說，他們便是能夠認清大局，順應潮流，在歷史轉折關頭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歷史人物，也是促進了民族融合的有功之臣。

雖然天聰三年的伐明之戰遇到了挫折，讓黃臺吉在八旗內的聲望有所下降，但是他在漢人中的口碑卻變得更上一層樓了。因為天聰三年開始的科舉考試，讓后金國內的漢人士紳和讀書人看到了希望，一個讓他們脫離被女真、蒙古人奴役的希望。

這些漢人士紳和讀書人當年出賣明軍向努爾哈赤投降，他們原本以為自己還是能夠享受，他們在明國時所擁有的特權。但是很快這些士紳和讀書人便被努爾哈赤教育了，努爾哈赤率領的女真貴族，并沒有打算和他們一起分享后金國的統治權力。

他們在女真人的眼中，和那些漢人奴隸并沒有什么區別，而且因為他們的富有，還常常被女真將領所敲詐。這也是為什么，早就投靠了努爾哈赤的劉興祚兄弟，寧可丟下家人，也要逃亡回大明。不是他們對大明有多么懷戀，而是他們根本無法和女真人獲得相等的地位，甚至還不及蒙古人的地位。

四大貝勒中，只有黃臺吉很重視這些漢官儒生的作用，他一登基便立刻著手提升國內漢人的地位，便籌謀改變后金國內的政治，仿效漢人建立后金的官制。他的這些作為，自然也就得到了這些漢官儒生的忠誠，他們把黃臺吉視為明君，認為這是一位有可能將后金國變為華夏之邦的蠻夷首領。

而在阿敏將孫得功一家綁去明國，用于交換被俘的女真將士之后，在兔死狐悲的心理下，這些漢官儒生以為，后金國內能夠庇護他們的，也只剩下黃臺吉了。如果他們想要躲避大明皇帝對他們這些投降漢官進行清算，那么后金國最好只有黃臺吉說了算。

在高鴻中、鮑承先、寧完我、馬國柱、范文程等漢官看來，原本想要以推高黃臺吉聲望，邊緣化其他三位大貝勒在朝中的發權，最終讓黃臺吉成為后金國真正大汗的方案，顯然已經有些不太適宜了。

以現在局勢來看，后金同大明之間很可能陷入一種勢均力敵的平衡，雙方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不會再輕易爆發，因為沒人愿意打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一旦后金從戰爭狀態轉入到和平發展的時代，那么誰掌握更多的財力和物資，將會比手中的軍隊數量更為重要。

在無法劫掠明國物資的狀況下，誰也不能保證一只強大但饑腸轆轆的軍隊，會對自己忠誠無比。如果無法從政治上和平解決三大貝勒，那么自然便要準備好用武力解決。至于這場內斗會流多少女真人的血，他們可是一點也不在乎，他們只在乎一點，確保這場內斗勝利的一方是自己這邊。

急于表現的寧完我是第一個跳出來呼應黃臺吉的論的，他義憤填膺的說道：“汗王說的不錯，《禮記·曾子問》就說過：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如今汗王既然已經登基即汗位，這君臣的名分就已經定了下來。昔日四大貝勒共理朝政之制，不過是先汗去世之后四方不穩，為了團結各位貝勒共抗強敵，不得已而行的非常之制。

現在明國已然同我國簽訂合約，**也同我國簽訂了兄弟之約，察哈爾部更是西遷至河套，我國的外部形勢可謂大好。

當此之際，自然應當調理國內之制，撥亂反正，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我國之官制。奴才敢請汗王廢四大貝勒問政之制，設六部官員以治理國家…”

寧完我的激進之策，并沒有打動黃臺吉，他批駁阿敏可不是想要大動干戈，而是想要先把阿敏從四大貝勒中剔除出去，順便看看自己的文館中人，是不是真的只忠誠于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