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便是當初贊成軍中退役制度的孫承宗等人，認為退役制度可以有效的壓制武人集團的形成，此刻也有些不舍得放這些年輕力壯又聽話的軍中將士返家了。

不過朱由檢的想法同孫承宗又有所不同，畢竟雙方所處的位置并不一致。作為大明皇帝，他自然不能光考慮維持新軍的武力不下滑。

看了一眼窗外的陽光之后，朱由檢清了清嗓子說道：“先生說的不錯，不過朕還是有點不太認同，朕以為一只軍隊最根本的力量應當來自于民眾的擁護。

沒有民眾之支持，軍隊就無法獲得合格而忠誠的兵源；沒有民眾之支持，軍隊就無從獲得用以作戰的物資；沒有民眾之支持，軍隊就無法從失敗中恢復。

換句話說，一只同民眾割裂的軍隊，如后金的八旗軍，只會成為少數人手中的殺戮機器，并使得軍隊成為某些人的私有物，對于大明來說，這樣的軍隊就是藩鎮，是應當被消滅的對象。

新軍被招募的將士，這四年多來除了學習如何戰斗之外，也一直被教授著為人處世的道理和朝廷改革政策的解釋，他們在戰場上是合格的戰士，但是退伍之后也將會成為朝廷在基層可以依賴的對象。

先生大約還不清楚，到了今年十月，農會已經在北方七省初步建成了一個骨干體系。縣以下的鄉、里、村，現在已經改成了縣、鎮、鄉、里、公社。

此前的順天府區域，公社化的村子已經達到了八成二，除了順天府之外的河北地區，公社化的村子大約占了六成七，山東、河南、陜西等地大約是百分之三、四十。

根據戶部的數據對比，公社化的村子要比那些自然村繳納國家的稅收高上一成五，但是村民的收入卻依舊比自然村村民高出了二成以上，先生可知是為什么？”

孫承宗是北直隸保定高陽人，雖然他為官一向清廉，但孫家在高陽也依然是占有了許多土地的大地主。鄉村中的公社化運動、農會運動，他自然是有所耳聞的。甚至于高陽的族人、同鄉還寫信給他訴苦過，希望他能夠干涉地方官員的行事，只是他未曾理會而已。

崇禎這一問，他立刻便回憶起了那些族人和同鄉的訴苦，于是便回道：“陛下所說的，莫不是公社化以后，取消了大戶人家任命的田頭，并不再允許這些人家私自上門征收田租，只能從公社手中獲得固定田租一事？”

朱由檢點了點頭說道：“取消了大戶人家的田頭制度，實行了減租減息的政策之后，農民的所得自然就上升了。而公社的存在不僅厘清了隱田，也減少了各地大戶拖欠田稅的行為。

當然，朝廷和百姓的所得都增加了，那么地方上的地主收益自然是在縮減的。只不過京畿左近朝廷的拳頭比較大，朕又放開了對于工商業的限制，所以北方地主大戶雖然不滿，但也沒人提著腦袋和朝廷鬧事…”

孫承宗聞一知二，頓時想起了這兩年被流放海外的大戶、勛貴甚至是宗室，顯然這些人應當并不僅僅是犯了罪，估計同阻擾公社改造和反對減租減息也有關系。

朱由檢并沒有注意到孫承宗的臉色變化，而是繼續說道：“不過公社改制和減租減息雖然能在北方慢慢落實下去，但是過了淮河，就幾乎聽不到什么聲音了，過了長江就更沒人把這兩項政策當一回事了。

說來說去，還是因為這兩年南方都沒怎么受過大災，所以地方上的宗族勢力強過了官府的力量。不比北方諸省，先天災又是人禍，地方上的宗族勢力搖搖欲墜，才沒什么人敢站出來同朝廷作對。

不過，只要存在著利益，這些北方宗族遲早還是會反撲的。農會和公社，是朝廷在農村的兩大支柱，這兩大支柱要是倒下了，朝廷還要如何從鄉村征兵納稅？

想要讓農會和公社始終掌握在朝廷手中，這些在軍中服役過的士兵，就是最好的朝廷支持者。在他們復原之后，讓他們在基層的農會和公社中擔負一定的責任，那么起碼我們從地方大戶、地主手中奪來的權力，不會輕易的被他們給奪回去…”

即便是孫承宗這樣的人物，也是無法輕易背叛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的。當然他現在所屬的是一個新興的軍事官僚團體，而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大夫官僚了。

在這場關于退伍士兵的討論中，孫承宗還是接受了崇禎的主張，按時讓第一批千余官兵退伍，并將之安排在各地的公社、農會和巡警局內，從而加強對于基層民眾的控制和政策宣傳，為今后的義務兵役制度的全面落實展開工作。

當孫承宗走出了西苑精舍的時候，他才發覺自己似乎忘記和皇帝談一談，讓皇帝遠離這些密宗僧人的事情了。他猶豫了一下，終于還是沒有回頭，他覺得崇禎似乎并不是因為喜好密宗才召見這些僧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