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本人簽訂了條約結束了東協和日本的戰爭之后，崇禎覺得在局部地區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于是他便關起門來同崔呈秀開始研究在河北全面推廣耕者有其田的可能性，絲毫沒有理睬外廷對于條約賠款歸屬的爭議。
經過了一周的討論，崔呈秀也終于認同了皇帝的意見，認為在河北全面推廣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可行的。在過去的幾年里，北面的宣府、順天府、永平府、河間府北面、延慶州、保安州，這些地方大致已經完成了公社化的土地改制。
而南面的保定府、真定府、順德府、大名府、河間府南面這些地區，因為土地較為肥沃人口也較稠密，因此權貴勛戚和太監官紳都喜歡到這些地方購置田宅，應該來說是曾經的北直隸兼并較為嚴重的地方。
但是隨著京城勛貴和太監的數次被整頓，甚至連英國公府的當家人都被趕到了海外去同蠻夷為伍，這些地區占地最多的權貴勛戚和太監官紳終于吐出了不少土地，有些人還將手中剩下的土地投入了新型的棉花種植公司，從傳統的地主變成了棉花種植公司的股東。
這樣一來，河北地區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地主家庭，不管是論人口總數比例也好還是論他們占有的土地比例也好，都成了少數派。甚至于，即便朝廷就此放任不管，在新的土地經營形式下，舊式的田莊制度也是要漸漸被廢除的。
之所以崔呈秀和調查者會下這樣的斷，是因為隨著京畿一帶的工業生產發展，各種新式的、新奇的商品都在市面上不斷涌現，這些新商品不是自家做不出來，就是做出來耗費極大，或是使用功能相差太遠。
這樣的狀況迫使京畿居民開始習慣于在市場上購買所需的生活用品，并盡可能的將收入變成貨幣的形式，而不是如同從前一般，費盡心力的將鄉下田莊中生產出來的物資送進城來，供一大家子消費。
如此一來，河北的農村開始轉向為獲取金錢而生產，而不在是為了滿足地主的需求而生產。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讓位于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一切原材料、制成品其被制造的目的，首先是滿足市場的需求，而不是自家的需求。
地主對于農民應盡的封建義務需求開始縮小，對于農民應盡的地租義務需求開始擴大。而如果繼續采用舊式的生產方式，為了掠奪農民除了口糧以外的所有剩余糧食和物資，地主還需要蓄養一批家丁和莊頭，以用來威脅和控制農民。但最終地主的所得其實并沒有多多少，因為大部分的物資都花費在了這些家丁和莊頭身上。
而現在如果轉為為市場進行農業生產，那么只要雙方能夠約定好一個地租數目，那么地主就可以獲得貨幣化的固定地租收入，減少對于家丁和莊頭的投入。甚至于可以直接把土地交給某個棉花種植公司，直接拿公司給予的分紅或是租金，連和農民打交道的過程都省下了。
這些頭腦靈活的地主將實物地租變成貨幣收入之后，便將這些貨幣再投入到股票或是工坊之中，為他們獲取比地租更高的利益。而這樣的地主也往往把家庭搬遷到了城市里，享受著城市里的各種生活便利和快速信息流通。
應該來說，這樣的局面并不是京畿所特有的現象。早在萬歷時期，江南成熟的商品經濟已經極大的解放了土地上農民的手腳，并使得許多地主搬遷到了蘇州、松江這樣的城市里。只是這些江南的士紳地主過于貪心，明明已經踏入了半只腳在商品經濟社會的門檻，卻依然不肯放棄對于自家奴婢和佃農的奴役權，這使得商品經濟的市場無法擴大化，也就無法產生生產關系和工業革命的變革。
但是在崇禎主導下的北方可不同，從一開始崇禎就很注重于解除百姓同地主、勛貴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讓他們盡可能的擁有自己的土地和財產，為京畿的工業化提供一個農村和市民階層的銷售市場。
以一個村子的百姓為基礎的公社，以公社為目標的棉花種植公司，瓦解了北方地主對于那些佃農的奴役權力。并用金錢引誘他們做出身份上的變化，從追逐田地變成追逐金錢的工商業者。
當然也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能接受這樣的身份變化，在某些價值觀已經固定的地主眼中，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財富，其他一切都是虛幻的。畢竟大荒之年來臨時，金錢變不出糧食，變不出綢緞和棉布，只有擁有土地的地主才能熬過荒年。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想法也不能說是錯誤的。市場上若是沒有糧食、棉布和其他生活物資時，大部分人手中的金錢都等于是一張廢紙。但是對朝廷來說，這樣的人就需要用政權進行強迫教育了，而這也就是崔呈秀將要主持的工作。
由于剛剛從天津條約中獲取了極大的一筆資本，所以崇禎決定對河北這些剩下的地主田莊采用強制贖買政策，或是海外土地的12置換。事實上后者幾乎就等于是強制流放，不僅將會把地主及其家人驅逐出國，還將取消這個家族在當地享有的一切士紳權力。
第一次聽到崇禎提出這樣激進主張的時候，以膽大妄為而著稱的崔呈秀也頗為不忍的向皇帝勸說道：“陛下，這個處置會不會太嚴厲了？這些地方大戶都可算是地方上的頭面人物，若是一時想不開鋌而走險，在京畿附近鬧出事端來，恐怕天下都會有所震動的。”
朱由檢不以為然的回道：“就憑他們？去年北方的生鐵產量占了全國生鐵產量的三分之二，唐山鋼鐵基地的生鐵產量又占了北方生鐵產量的三分之一強。這些不到河北人口百分之十的土財主們，他們打算拿什么和朝廷鬧事，菜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