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祖父過世，父親被趕去婆羅洲后，張世杰就暫時在家守孝了。雖說謀害皇長子的大案并沒有公之于眾，但是勛貴一系付出的代價是極大的，許多卷入此案的勛戚雖然沒有被公開懲處，但是都被勒令離開了京城，除了豐城侯身邊的極少數人和那些蒙古人出身的勛臣之外，大多數勛戚實質上已經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在和文臣的斗爭中失去了大部分權力的勛貴們，一直以來都是依賴于皇帝的信任和他們同皇室之間的姻親關系而存在于朝堂之上的。崇禎連皇族之間的親戚關系都不放在眼中，更不用談和勛戚們的姻親關系了。失去了崇禎的信任，也就等于失去了勛戚在朝堂上最后的立足基礎。

如果只是小小的敲打，也許這些勛戚們還要仗著自家過往的功績哭哭啼啼的向皇帝抱怨些什么。等到他們意識到皇帝是真的想要把他們驅逐出朝堂，甚至是趕往海外荒蕪之地后，這些勛戚們就開始變著法子向皇帝表起忠誠來了。

大明開國二百余年，如果說文官中還養出了不少名臣的話，勛戚則是一代不如一代。大多數的勛戚子弟，即不曉文也不知武，除了依靠天生的勛戚身份坐吃等死之外，便是時不時的在外干些欺男霸女的違法之事。

現在崇禎把他們驅逐出京城，剝奪他們的特權和財產，大多數勛戚想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想著如何向皇帝討饒，從而恢復自家過去的幸福生活。為此，不少勛戚一邊私下向皇帝報告其他人的不法之事，一邊將自家子弟送去了陸、海軍軍官學校，企圖借此重新回到皇帝的身邊。

張世杰對于這些勛戚的行為雖然有些不齒，不過英國公府的處境也沒比他們好多少。雖然崇禎赦免了張之極，但是張維賢倒是很清楚，這不過是皇帝擔心把皇后給牽連進去，方才干脆的壓住了這件案子。

這并不代表皇帝心里沒留下疙瘩，于是他在去世之前上書崇禎把國公之位傳給了孫子張世澤，跳過了兒子張之極，并在他還沒去世的時候將張之極趕去了婆羅洲。因此一事，英國公府也沉寂了許久，閉門守孝不再插手朝堂之事。

不過張世杰雖說在家守孝，但皇帝并沒有完全停止他的職務，只是讓駱養性和他分擔了錦衣衛都指揮使的權責，駱養性管理京城之外的事務，而他管理京城以內的事務。

此次朝堂之內出現了一些較為嚴重的分歧，首輔黃立極便要求張世杰親自趕來豐鎮，把崇禎請回京城去。和從前相比，現在的張世杰顯然就變得穩重多了。他見到皇帝之后，便清楚的把事情全部講述了一遍，便安靜的等待著皇帝的決定。

雖然剛剛從蒙古人那里獲得了一個“博格達.天可汗”的稱號，但朱由檢卻沒有表現的那么興奮不已。作為一個現代人的思維來說，再怎么高貴尊崇的名號，如果不能配上相應的實力，都只是一個笑話而已。

參與此次忽里臺大會的蒙古左、右翼33旗，不過占據了漠南蒙古諸部總數的三分之二，此外漠西、漠北諸部也同樣沒參與此次大會。就目前這個狀況來說，蒙古33旗代表向崇禎敬獻尊號，在法理上還是有些欠缺的。如果日后大明統一了蒙古諸部，今日之事自然是一件美談。但若是收服不了蒙古諸部，這個稱號也只能讓明人關起門來自嗨而已。

只是他沒有想到，他正在這里圖謀蒙古諸部的時候，京城卻又吵翻了天。黃立極讓張世杰傳遞的消息，令他心情頓時變得極差。

事情的原委其實并不復雜，起因么正是崇禎離京之時正在轟轟烈烈推廣的河北土地改革政策，應該來說在清除了皇莊、衛所和勛戚的勢力之后，崔呈秀對河北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阻力已經相當小了。

河北士紳的領袖實是馮銓、崔呈秀，這兩位現在都站在了皇帝這一邊，反對土地改革的河北士紳自然也就沒什么聲音了。不過河北其他地方的士紳地主雖然不敢出聲反對，和山東相鄰的河北地區則還有人不甚服氣。他們不敢公開的和朝廷作對，但是借著同山東士紳交好的關系，他們就把自家的土地紛紛出售給了以新城王氏為首的山東士紳。

跟河北士紳已經被崇禎分化馴服不同，山東士紳雖然在朝堂上站隊改革派官僚的一邊，但他們依然還是一個以土地為根本的地主文人集團。在河北士紳不斷的把土地變賣，然后投入到新興產業中去時，山東士紳雖然有一小部分人開始主動迎合這種變化，把原本自給自足的農莊改成了為市場輸送棉花的棉花種植園。

但還有一大部分士紳卻并不認同這種為市場需求生產的農業方式，他們認為這樣的生產方式過于追逐利益，讓那些原本老實聽話的農民變得難以管教，敗壞了鄉村淳樸的民風。他們希望能夠維持舊的田園式生活，在屬于他們土地上的農民就應該聽從主家的吩咐去勞作，為主家的需求去生產各種作物。只有當他們覺得某類糧食或棉花太多了，自家消耗不了了，再拿出去和別人進行交換。

對著這些士紳地主來說，土地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增殖財富，而是用以控制租種土地家庭的工具。

為了能夠盡可能的減少阻力，并為其他各省的土地改革豎立起一個榜樣，朱由檢特意只劃定了河北一省進行土地改革。但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居然這樣還會有來自省外的阻力。這些在河北公然購買土地的山東士紳，簡直是**裸的在挑釁他的執政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