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城外消遣了三日之后才慢慢回到了京城，返回時還帶回了回龍觀的主持李云湖。這位口才出眾的道觀主持，在皇帝的支持下，這些年將回龍觀發展的極為不錯，還招收上百名弟子，一時成為了京郊名人。

不過崇禎這次帶他回京，可不是因為崇尚他在道教經典上的深刻造詣，而是希望利用他的傳教能力，為大明在海外的殖民活動提供宗教上的支持。

到了崇禎十年，不管崇禎自己愿意還是不愿意，大明實質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海外拓殖國家，海外領土上獲得的收益已經漸漸成為了大明財政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到了這個時候，光憑借呼喊自由貿易精神的口號，已經不足以維護大明的海外利益了。

但凡能夠被大明拓殖的領地，不是地廣人稀，便是文明極度落后的地區。裝備了火炮和火槍的大明軍隊，總是能夠輕易的征服這些地區。但是武力的征服并不能代表可以武力統治這些地區，畢竟在這樣落后的地區，失去了本地土人的幫助，大明也是很難對當地的資源進行開發的。

大明迫切的需要一種文化去消化當地土人的精神信仰，儒學的傳播自然是一種辦法，但是在這種蠻荒之地講仁義道德，無疑是在對牛彈琴。這些地方的土人部族都是經過了殘酷的自然競爭才能繁衍下來的，他們的原始圖騰崇拜根本難以接受儒學這種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高度文明。

朱由檢自然不會給自己找麻煩，用藏傳密宗和**去統一這些土人的精神信仰，這些宗教文化只會割裂這些海外領土同大明本土之間的文化聯系，最終給歐洲殖民者及地方分裂勢力提供了幫助。

經過了重新調整的道教理論，雖然不及藏傳密宗和**這么富有吸引力，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宗教已經足夠贏得土人們的尊崇了。而信奉了道教之后的土人，再想被其他宗教洗腦，這個難度就要數以倍計了。

李云湖及其弟子被帶到京城之后，也要先研究學習下東亞同文館這些年翻譯出來的《圣經》，和那些**傳教士們的傳教方式，對**有一個基本的理解之后，再于秋天前往**、扶桑、北美大陸等地，向這些地區傳播道教的**，維護大明對于這些地區的統治。

也就是在這一年，東亞同文館組建了最初的宗教研習院，對各種宗教理論及傳播方式進行了研究，并開始培訓大明所需要的各種宗教人士。

而浴佛節過后，北方今年干旱的苗頭又再度出現了。不過和之前相比，內閣和地方官員總算有了一些經驗，也建立了一套賑災和自救的制度。再加上報刊輿論上的及時通報和輿論引導，因此北方各地受災百姓的情緒倒是比往年平穩了許多，等待著朝廷和本地官員、士紳會議的救災安排，而沒有再如以往一般盲目的外逃了。

人口的有序流動，使得朝廷在調集物資救災時可以省去不少時間和物力，再加上荷蘭人的投降，使得東亞及東南亞海面再無可以威脅大明商船的勢力，這便使得前往南洋各處經商的大明商船進一步活躍了起來，為北方災區籌集到了超出預期的物資。天津、青島、連云港等北方港口及橫貫大明東西的鐵路、公路，也極大的增強了物資從沿海運輸到內陸的能力，為北方的旱情緩解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當然，光憑這樣的救災行動，并不能保證災區災民們能夠全部獲救，只不過是保證了這些災區的人口不大批外逃，引起周邊地區社會秩序的崩潰而已。連續兩年的北方春季旱情，也讓朝廷官員們意識到，也許在未來數年中，這種北旱南澇的情況將會成為常規狀況。

南方發大水，還可以通過興修水利設施來緩解。但是北方連續大旱，水利設施能夠發揮的作用就比較小了，除了一些地區可以用打井和抽水機配合，利用地下水澆灌外，許多地區連打井都打不出水來，只能勉強保住人畜飲水罷了。

在這樣的狀況下，只能考慮進一步向外遷移人口，但是北方各大城市工業擴張的規模有限，并不能把災民全部吸納完畢，而寧夏及河套地區出現的鼠疫，又暫時中斷了向這兩地大規模移民墾殖的行動。

這樣一來，新收復的西域地區，就成為了接納西北地區災民拓殖的理想之地了。隨著甘寧總督梅之煥傳回的，對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等地的諸多情報，使得崇禎和內閣愈發重視起向這一地區移民的可行性研究了。

崇禎十年潤四月初一，朱由檢在西苑精舍內召見了，主張招募災民前往哈密屯田實邊的兵部主事魏呈潤。魏呈潤是崇禎元年的進士，也可以說是崇禎登基時的第一任天子門生。不過他在政治傾向上，卻更靠近黃道周、倪元璐等袁黨。

不過在朱由檢看來，魏呈潤還是有著塑造的可能性的。因此在見到了魏呈潤后，他便直截了當的向他說道：“你之前上書建議，招募西北地區災民前往哈密地區屯田實邊，既能夠解決西北地區的災民問題，也能夠讓新近回歸的哈密地區保持社會穩定，這個主張還是相當不錯的。

事實上，甘寧總督梅之煥也有這個意思。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區，地方廣闊而人口稀少，且大多圍繞著六城定居生活。但是只要能夠對當地的水源加以利用，光是哈密、巴里坤、吐魯番等東部盆地，就能遷居十萬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