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其實很容易被自己的習慣所束縛，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只要不是到了王朝的末期，人們總是拒絕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哪怕有人鼓吹這種改變能夠讓他們生活的更好，也很少人會去響應，這就是小農經濟社會的頑固性。

但是從萬歷末年以來連綿不斷的自然災害，加上朝中執政大臣們的不斷斗爭，使得大明百姓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都要面對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從而促使他們的生活習慣進行了變化。

從萬歷末年到天啟末年，這三位皇帝的期間，他們面對的就是一個不斷惡化的社會環境，對于這樣的變化他們大多選擇了默默忍受下去，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夠恢復正常。

到了新皇帝登基之后，這種不斷走下坡路的日子算是漸漸看到了盡頭，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比過去更為主動和激烈的社會變革。這種社會變革雖然并不能改變大明底層百姓依舊在付出最大犧牲的現實，但是這種社會變革終于讓社會上層人士也開始了犧牲和付出，從而稍稍減輕了底層百姓的痛苦。

不過大明是一個南北國境相距上**，東西兩端也有數千里的龐大國家。這種社會變革在各地引起的變化是深淺不一的，一般來說窮地方更樂意接受變化，而富有的地區卻以拒絕變革的居多；距離北京越近的地區越服從朝廷的命令；而距離北京越遠的地方則更容易陰奉陽違。

因此到了崇禎十一年，朝廷的改革政策，北方落實的比南方好，東面落實的比西面強。比如河南士紳被朝廷修理了幾次之后，河南士紳百姓對于朝廷頒發的政策落實就主動積極多了。

特別是河南省河南府的百姓，他們在朝廷的歷年改革政策中大多是受益者，而作為同陜西、山西兩地接壤的地區，這一地區也是這兩省流民逃荒的必經之地。哪怕再蠢笨的士紳，也知道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光是這些蜂擁而來的流民就能將河南府吃成災區。

因此讓牛金星擔憂不已的士紳反彈，并沒有他預料中的那么狂風驟雨。當然，夏允彝自身具備的人望，和這些年歷練出來的辦事能力，讓他在推行士紳一體納糧及攤丁入畝政策時的手腕極為靈活柔軟，這也減少了不少士紳們的抵觸情緒。

除了夏允彝的能力之外，河南府的學校體系也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它讓夏允彝能夠將自己的政策通過學校里的這些學生傳入到底層百姓耳中，從而奪取了士紳在地方輿論上的控制權，也讓官府繞過士紳階層獲得了底層百姓的支持。

而青年學會的體制，也使得河南府各縣縣官首先站在了夏允彝而不是當地士紳身邊，從而在短短一年時間內，河南府的士紳一體納糧及攤丁入畝政策就落實的七七八八了。

作為當地士紳階層的代表和組織的士紳會議，又被張重輝以改組地方議會為名凍結了這些士紳代表的權力，從而讓士紳會議在這次事件中基本沒能發揮出什么作用來。

事實上，張重輝改組地方議會時，便是以是否支持改革新政和完糧納稅的數額來淘汰士紳代表是否能成為議會代表的。

河南作為一個農業發達的平原地區，在幾百年的和平歲月里，本身就是一個土地兼并嚴重的省份。雖說崇禎元年以來，皇帝對河南士紳和宗室進行了連續不斷的打擊，但是河南的士紳大戶比例依然還是高居北方各省之冠，幾乎可以同江南地區相提并論了。

士紳大戶的子弟雖然眾多，但是能夠讀書當官的也一樣是少數人。其他人也只能在那些鄉下人面前耍一耍威風，縱然家中有些錢財，出人頭地也是和他們無關的。除了少數花天酒地的敗家子對此無所謂之外，對于那些讀過幾本書卻找不到出路的子弟，這樣的生活和坐一輩子牢沒什么區別。

士紳會議卻讓這些人看到了希望，哪怕他們無法在科舉中出頭，但是也能通過這樣一個機構將自己的政治主張闡述出來，并在獲得其他代表的贊同之后變為地方性的政策，這種成就感是無法喻的。

更不必提，隨著士紳會議的制度越來越完善，士紳代表的特權也慢慢固定了下來。士紳代表的特權可比生員的特權強大的多，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同當地的縣令進行抗衡，從而能夠保護自己的家族。

在舊的士紳體制下，雖然對于平民來說，士紳是占據了毫無疑問的優勢的。但是在士紳階層內部，同樣也是分高低尊卑的。就好比，山中老虎的食物大多是羔羊麋鹿，可有機會的話它也不會拒絕吃一兩只狼打打牙祭。

畢竟在河南這樣士紳占據人口高比例的地方，好的土地早就落在宗室豪強手中了，某些剛剛發跡的家族，總是會選擇一兩家衰落的大戶當做獵物，從而快速聚斂起自家的財富。比如牛金星就差點被自家親戚給害了，這也就是有錢而無勢力保護自己的士紳下場。

但是士紳會議的出現，卻給了那些弱小的士紳一個保護自己的機會，讓他們看到了在仕途以外的另一出路。

因此當張重輝跑來河南府將士紳會議改組為地方議會時，為了保住自己的代表位子，或是為了在將來的地方議會中謀取一個職位，這些河南府的士紳地主們對于夏允彝采取了妥協的政策，只有極少數士紳選擇了上書朝廷，指責夏允彝在地方實施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