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最難的是什么？朱由檢以為是跨出第一步，越是過程漫長的大事件，這第一步就越難跨出。事實上有些看似毫無成功可能的事情，當你有勇氣跨出第一步時，起碼就已經將某種可能抓在了手中。
就好比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丟下江西根據地轉移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會知曉他們是開創了長征奇跡的偉大紅軍，而不是第二個石達開。
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不管崇禎做什么都不會缺乏支持者和反對者，而他所需要的做的便是將支持者弄的多多的，把反對者削弱成少數而已。
經過十一年的改革，朝廷已經在河北地區獲得了最廣泛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昔日的北直隸已經成為了崇禎的基本盤。這并不是如過去那樣，皇帝只是從當地的地主士紳那里獲得的支持，當地百姓的忠誠是通過本地士紳地主轉移到他名下的。
這是通過退役軍人協會、農會、公社組織、縣議會、學校，直接把朝廷的統治施加到農戶頭上的嚴密控制。河北士紳對于自家土地上耕作的百姓控制權力，已經被削弱到有史以來的最低。公權力已經進鄉入村，重新構筑了大明朝的權力基礎。
正是憑借著對于河北地區的徹底掌握，朱由檢才有這個底氣跨出對于南方士紳階層的挑戰。而崇禎十二年的河南大旱，也迫使他放棄了緩緩對付南方士紳的策略，決定采用一種激進且暴力的手段，敲開江南士紳對于地方政權的把持包攬。
不過崇禎也很清楚，在沒有外力的推動下，內閣的這些閣臣們是不會這么輕易的跨出這一步的。因此在他向錢謙益交底之后，便立刻招來了崔呈秀、馮銓、孫之獬等人，開始營造時勢，以逼迫中樞大臣們表明自己對于救濟災荒的態度。
于是大明時報上開始成編累牘的出現了北方各地災情的匯報，同時開始呼吁大明上下各階層同心協力的對抗這百年一遇的北方大旱。崇禎親自撰文刊登于時報上，認為抗擊旱情不僅僅是災區百姓的事，同樣也是全大明百姓的事。
他還認為，這是一場人和自然搏斗的戰爭，朝廷絕不能袖手旁觀，看著災區百姓自生自滅。朝廷必須以對抗外敵入侵的心態，領導和凝聚全國的力量去打贏這場戰爭。在真實的戰場上出賣祖國的**要處以極刑，那么在抗擊旱情的戰場囤糧居奇破壞抗災的人，同樣也是人民的敵人，不應當再受到法律的保護。
崔呈秀、馮銓隨即響應了皇帝的號召，領導著北方的士紳組建了賑災捐助物資慈善會，主動捐出錢財前往南方和海外購買糧食，以賑濟災民。而北方的不少大地主和糧商們也公開表態，在這樣的災荒之年絕不囤糧居奇，也不發國難財。
從京城發端的輿論聲勢，很快席卷了北方諸省，贏得了受災各省士紳百姓的支持。接著是浙江、福建、廣東、云南等南方省份的發聲，這讓還在搖擺不定的內閣閣臣們陷入到了一個困境之中。
江南士紳們的勢力雖大，但也不及此時關注內閣動向的北方士民對他們的輿論風評。大明朝的官員首重的就是名譽，只要名譽不被敗壞，哪怕暫時失去了官職，總還有復起的希望。但是一旦壞了名聲，這官是無論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當下京城和北方的風潮已經刮起，拯救災情已經成為了政治正確，任何敢于在這點上發出質疑的官員，無疑就等于是政治自殺。而崔呈秀、馮銓領導組建的慈善會，更是贏得了北方士民的極力稱贊，這甚至將兩人身上的閹黨污點都洗去了不少。
崔呈秀、馮銓可不是孤家寡人，他們下面有著各自領導的部門和眾多北方士紳的支持。這兩人的聲譽高漲，頓時引起了內閣諸臣的警惕。在當前的局面下，如果內閣**而什么人能夠受益的話，顯然是這兩位有重新組閣能力的閹黨骨干了。
此時的內閣六部，勢力最大的自然是改革派官員，其次才是從東林黨人脫離出來的新東林黨。改革派官員雖然大多和閹黨有著不清不楚的關系，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是所謂的閹黨，但是閹黨本身就是一個為了反抗東林獨大局面而依附于魏忠賢周邊的政治聯盟，真正擁戴魏忠賢的閹黨骨干其實并不多。
所有當崇禎登基之后，便輕易的拉攏了黃立極等閣臣，將魏忠賢、崔呈秀趕出了京城。而黃立極組閣之后，也迅速的和魏忠賢、崔呈秀撇清了關系，這才有了改革派官員的出現。這些改革派官員雖然出身于閹黨，但是對于這個已經過氣了的政治聯盟并無好感。
在當前改革已經進入到平穩階段的狀況下，改革派官員已經穩穩占據了官場的上升渠道，他們自然不會再把崔呈秀、馮銓請回到自己頭上來。而出于對這些閹黨骨干的了解，這些官員比東林黨人更加警惕他們的復起，擔心他們得勢后清算自己這些背叛者。
至于新東林黨人，雖然他們比東林黨人的政治態度要溫和一些，愿意同改邪歸正的改革派官員們共同主政，但是不代表他們愿意接受迫害東林領袖的閹黨骨干們重新進入執政圈子。
因此在京城乃至整個北方輿論的大勢壓迫下，許多官員們就開始改變了態度，認為在特殊狀況下，朝廷使用某些特殊手段度過難關，并不應該被視為對于地方士紳財產的一種侵害。
特別是歸德知府王琦的上書被公開之后，一些年青的士人態度也有所轉變，認為當前朝廷執政大臣應當先考慮活人，而不是反復盤算著自己頒發的政策會不會得罪地方士紳。
本就有所心動的的錢謙益，終于在和皇帝密談后的第十一天跨出了第一步，將皇帝提出的主張交付了內閣進行小范圍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