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江南傳統經濟中心的蘇州局勢的穩定，連帶著整個江南地區的社會形勢也開始平穩了下來，當然這些社會穩定依然是要付出的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江南士紳地主在經濟上受到的損失。

不管是將家中的存銀拿出兌換為紙幣，還是服從于朝廷法令降低田租，或是投資的工坊不得解雇工人，并要接受每月最低工資法令的約束等，江南士紳地主們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雖然在朝廷放開了海外拓殖后，這些士紳地主算是找到了一個彌補損失的渠道，可對于他們來說，這些法令依舊是不合圣賢之道的亂政。

但是，江南士紳地主們雖然內心充滿了不忿，可是敢于起來用武力反抗的卻不多。一是由于北方兵南下就食，這些士紳地主手中掌握的力量根本對付不了這些絲毫不講情面的外地軍隊。甚至于地方官府都不怎么想動用這些外地軍隊，而寧可用本地的武力進行**地方叛變。

至少本地出身的軍隊還念著幾分同鄉之情，哪怕**地方叛亂，也會盡量縮小目標。而那些外地軍隊根本沒什么情面可講，甚至于為了擴大戰果還會以追擊逃亡叛逆的名義襲擾附近的村莊，這對地方上的士紳民眾來說就有些驚懼了。

于是在出了幾個反抗朝廷法令而被平亂的村莊之后，地方上的士紳開始結團自保，這些士紳向地方官保證愿意服從朝廷的法令，并愿意繳納一定的錢糧給官府用于賑災和養兵，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夠效仿北方各省災區，編練民團保衛地方。對于那些敢于反抗朝廷法令的地主豪強，他們愿意自己動手去解決，以避免外地軍隊進入本地平亂。

在外部的軍事威脅，和底層受災百姓的憤怒下，江南的士紳地主們無奈的選擇了低頭屈服。以出讓一部分經濟上的利益，來換取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

二則是，從天啟年間魏忠賢集團對東林黨人開始政治清算，到崇禎登基之后以揚州鹽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盜案三件案子繼續對江南士紳勢力進行打壓，到了崇禎十三年，江南士紳中敢于出頭對抗朝廷的士紳領袖已經幾乎沒有了。

像萬歷末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左光斗等聲名遠播的士人領袖，到了崇禎朝幾乎已經沒有可與這些人相比的士人了。如今天下士人心目中算得上有號召力的文人領袖，也就只剩下了一個夏允彝，可這位又站到了皇帝的立場上，對于士紳大族毫無親近之意。

至于曾經聲望頗高的江南文壇領袖錢謙益，現在則已經被江南士紳普遍認為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偽君子，因為這位推動的政策總是和正人君子為難，反倒是處處讓那些奸商小人得利了，這樣的人自然不能再當做士紳們的領袖了。

而年青士人中原本紅極一時的婁東二張，張采文名雖著，但是缺乏領袖的才能，擔任地方官員之后就顯得有些碌碌無為，再無之前在復社中的名望了。至于張溥，雖然文采和組織能力都異于常人，也能讓各地士人生起親近之意，可因為南京科舉一案名聲大損，眼下又被迫流亡海外，自然無法成為領導士紳們的領袖了。

再往下數，如吳昌時、陳子龍、楊廷樞等，都只能算是一地士人之領袖，想要扛起江南士紳領袖這面旗幟還早的很。沒有了一個令各地士紳共同信服的領袖，他們自然也就難以同一個被皇帝協調一致的朝廷進行對抗了。

這一事件也可以從側面驗證了，江南文氣開始衰落的事實。缺乏了像顧憲成、高攀龍、左光斗這樣的硬骨頭，江南士紳其實就是一塊任意揉搓的面團而已。哪怕這些人主張的政治理念并不正確，但是他們的確是為江南士人撐起了一片天地，從而動搖和打擊了閹黨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就在江南士紳們趨向于分崩離析的混亂狀態時，湖廣這邊的士紳卻開始依托著先后建成的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形成了湖廣地區的思想和文化核心。

湖南大學自不必說，本身就是從岳麓書院改變而來，向來是湖南地區士子的求學圣地。武漢大學雖然沒有岳麓書院這等深厚的底蘊，但自從湖廣行省分為湖南、湖北兩地，朝廷注入大筆資金整修長江航道和武漢三鎮之后，武漢已經成為了長江中部最為重要的貿易口岸。有著地方士紳的捐助，特別是楚王府的樂助，武漢大學雖新，但是校舍建設的卻相當不錯，位于洪山腳下的校園雖然出了武昌城，但是因為地方幽靜且有一營兵丁就在附近駐扎，還是極富有朝氣的。

原本只能依附于江南士紳身后搖旗吶喊的兩湖士紳，自這兩所大學建成之后，便開始漸漸有了一些獨立自主的想法。在江南地區人口繁衍超出了土地承載力之后，面積廣大又適合于稻作的兩湖地區就成為了江南糧食缺口的重要補給地。

到了崇禎年間，“蘇湖熟，天下足”這句話在湖廣地區已經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但是湖廣雖然成為了大明南方最為重要的糧食產地，可是湖廣地區在大明的政壇上卻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難得出了一個張江陵，最終還是被江南士紳們給清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