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隨著東北廉價木頭的引進，加上木材廠的初步加工，再加上鐵匠出售的配套規格鐵配件，現在箍桶匠只需要在市場上購買一定規格的材料，然后進行組裝就可以了。

箍桶的技術要求大幅度下降不說，木桶的制作效率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以往一個人一個月還做不了15只木桶，但是現在最起碼也能完成60-100只木桶。如果是按照文思院公布的木桶制作流程，則15個人通過11道工序，每日最少也能完成125只。

原本需要數千人工作才能滿足木桶制作需求的箍桶業，現在只要3-4百人就足夠了。而且天津本地制作的木桶，價格也比其他地區便宜了近三分之一。但是與木桶價格下跌相反的，箍桶匠的收入卻反而提升了3-5倍。

天津木桶制造業的發展，極大的打擊了傳統的手工業者。不少工匠意識到，以往靠著一個手藝吃上數代的舊方式已經行不通了。同行業的分工合作模式，和使用機器生產統一規格的零件，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還極大的破除了技術上的壁壘。

雖然天津木桶制造業的那些工匠，只能按照圖紙組裝幾種木桶。一旦沒有了圖紙，沒有了統一規格的配件，他們就無法生產出其他類型的木桶。以傳統的手工業者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手工業者，他們不過是一群一知半解的學徒，只是在某個工序上面熟練度比較高而已。

一旦市場上不再需要大量的木桶，這些人就只能歇業，喝西北風去了。不過很顯然，某些商人并不是這么看的，他們從天津木桶制造的生產過程中，學到了一些東西。

即把生產設置為許多個小的環節，然后招募工人進行培訓生產。由于這些工人只完成其中一個生產環節，所以對他們的培訓就不必投入過大。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流程，使得工人能夠極大的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

最為重要的是，因為是分工合作，所以某個工人離開之后，也能迅速的找人替換上去，不會造成工坊的生產停頓了下來。而只會某個生產工序的工人，一旦離開了商人的工坊，他們就很難找到另外的工作，因此對于穩定工人的生產有好處。

而文思院顯然沒有止步于一個木桶制造業，在這之后，又推出了制作廉價家具的木器廠。相比起木桶制造，這些固定尺寸的家具制作就更為簡單方便了。雖然這些家具看起來款式千篇一律，同蘇式家具的優雅完全沒的比。

但是大規模生產帶來的成本優勢，使得這些家具的價格比找一位木匠打一套家具，要便宜三成。這些廉價家具很快便順著運河，向著山東、河南等地擴散了。

緊隨著木器制作之后的，便是鐵器制作。畢竟這些行業都是有著相當的關聯的，同木器制作一樣，鐵器制作業同樣出現了分工合作的方式。

事實上木桶制造業的帶頭示范作用，使得許多手工工坊都開始了多多少少的變革，畢竟不變革就要忍受先行者的低價競爭。

如果說以上兩個產業，還或多或少的有文思院在背后促成的影子，那么武清縣同三岔河口的皮革加工業，則完全是民間商人自發投入的結果了。

從張家口、營口運來的大量皮革，很快便聚集在了天津。在此地加工制作完成之后，或是在本地進行銷售，或是運往運河下方的河南地區，甚至還被試著運回了營口進行銷售。

除了這些蓬勃發展的民間商業之外，天津最為興盛的依然還是內府同商人聯合投資的，半官方企業。

比如造紙業、造船業、化工工業還有水泥廠、各類磨坊等等。這些產業大多沿著海河布置，主要是方便用水，和借助水力來減少勞動強度。

因為這些工商業的發展，天津附近的農民也開始了半農半工的生活。去年京畿大旱，數千戶京畿百姓遷移到天津，以工代賑修繕海河河堤同天津碼頭。

到了今年春天，不少百姓干脆就留了下來。在天津干活掙的錢，可比在地里刨食多的多了。

新成立的天津府和天津市政廳都對此視而不見，對他們來說，現在天津缺乏的，便是人口。特別是這些百姓的老家離天津也不遠，生活習慣并沒有什么不同。

把他們變成了新天津人，總比那些關外和外省來的流民強。對這個問題唯一有所不滿的，大約也只有順天府和這些百姓老家的知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