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文和威廉.基克在東協聯席會議中的辯論，很快就被一些有些人傳了出去。對于那些因為處處受到打壓而滿腹怨氣的守舊官僚來說，李翰文的論無疑成了他們用來攻擊新學黨人的靶子，認為這就是新學壞了人心的最好證據。

但是一向先觀望風向再發的大明商會成員們，這一次卻先新學黨人跳將了出來，指責那些守舊官僚才是讀書而不知禮的腐朽人物。

商會控制的報刊讀物，開始成編累牘的批判奴隸制度及奴婢制度的罪惡。他們舉出了一樁樁事實，來證明中外的奴隸主和家主們，過去和現在是如何殘酷的對待奴隸和奴婢的。

他們將奴隸和奴婢視為不會說話的馬牛，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奴隸主們會毫不猶豫的拆散奴隸或奴婢的家庭，違背人倫的將之出售給不同需要的家庭。

外國的奴隸主將奴隸用鐵鏈栓在磨坊、工坊和船底，驅使他們一直勞作至死，而給予他們的不過是一點食物和清水。本國江南的士紳地主們，則督促家中的奴婢晝夜不息的紡織，雖然沒有拿鐵鏈把這些奴婢栓起來，但是這些奴婢所創造的價值卻全部成為了士紳地主的私產。

在這樣殘酷的壓迫中，奴婢和奴隸們哪有什么天倫可。孝經有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但是某些昏庸之輩卻對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反而指責那些試圖把人當人的人是敗壞人心的邪惡之徒。朗朗乾坤之下，究竟誰才是把人當做牛馬的敗壞人心之輩，難道天下人還看不出來么。

在這些商會成員對守舊派士紳的大肆批評之余，投資棉紡織業的大批北方士紳地主們，很快便成了這些商人們的盟友。在對抗印度棉布的問題上，他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崇禎八年，棉紡織業已經成為了北方數省最為重要的支柱產業，而且在引入了良種棉花及提高了紡織機器的效率后，北方的這一行業還在不斷擴大著。

在這樣的狀況下，這些投入棉紡織業的士紳、地主和商人，對于任何可能損害到北方棉紡織業發展的人和事物都是同仇敵愾的。

李翰文在東協聯席會議上維護大明棉布對外貿易的論，自然是深得這些棉紡織業工廠主們的認可的。那些試圖攻擊李翰文的守舊論，自然在第一時間激起了這些工廠主們的反對。

事實上，對于北方棉紡織業的工廠主來說，他們不僅僅想要打倒印度出產的棉布，就是對于江南出產的棉布，也是極想要干掉的。一旦空出了江南的棉布市場，那足以比得上現在海外棉布貿易之和。

因此這場從東協聯席會議上爆發的自由貿易辯論，在爭論了一兩個月后，很快就變成了對于廢除奴婢制度的再次爭論。

北方的工廠主們認為奴婢制度過于殘忍且落后，乃是當年蒙元入侵中國導致的文明社會倒退，這種制度違背了夫子所的仁者精神。應當恢復宋代的仆役制度，取消奴婢對于主家的人身依附關系，仆役在主家的效力應當簽訂有期限的文書，主家不得對仆役動用私刑等等。

同崇禎剛剛登基時想要推動釋放奴婢的行動相比，這次對于奴婢制度的批判和要求改良的行動，顯然要聲勢浩大的多。河北的一些態度激進的士紳地主們為了表示自己對奴婢制度的堅決反對，更是紛紛把家中的奴婢釋放為自由人，將一些無法離開的奴婢改為契約制的仆役。

剛剛承受了太湖匪盜案打擊的江南士紳們，根本難以招架北方士紳、工廠主們的這種猛烈的輿論攻擊。除了拿大明祖制來搪塞輿論的批評外，大多數人干脆縮起了脖子，以不回應來對待要求廢除奴婢制度的呼聲。

這一場對于奴婢制度的廢除爭論，令北方士紳、工廠主和商人的聲音第一次壓倒了江南士林的輿論，使得大明的輿論重心由南方轉到了北方，京城的輿論終于變成了大明最為重要的聲音。

不過對于朱由檢來說，第一次聽到李翰文的這些論時，還是被小小的被驚嚇了一陣，他一度差點以為這位也是穿越者了。不過在之后的多方試探下，才發覺此人乃是蘇長青的狂熱擁躉，也是重商主義的堅定支持者，所以才會在東協的會場上說出那番話來。

荷蘭人在東協申述的行動，其實已經引起了海軍參謀本部的注意，在綜合了各方傳來的情報之后，海軍參謀本部便向崇禎遞交了一封評估報告，認為荷蘭人也許是在試探大明的底線，以確保東南亞赤道線以南海域的貿易獨占利益。

朱由檢放下了手中的報告，身體向后靠了靠，抬頭看著張燮平靜的問道：“那么海軍參謀本部對此有什么建議？”

張燮看了身邊的學生一眼，才對著皇帝回道：“關于這件事，不如讓李昌來匯報好了，參謀本部的應對策略，主要內容也是他首先提出來的。”

朱由檢點了點頭，示意年輕的海軍參謀接下去匯報。李昌深呼吸了一口氣，便開始冷靜的向皇帝匯報：“…以上這些就是我們收集到的關于荷蘭人的船只和軍隊情報，佐渡島、大員港、巴達維亞，這三處地方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全部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