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瑞從萩城發回的鴿信，經過長崎、濟州島、青島三地的接力，五日后便抵達了京城。而此時剛收到范.德里恩匯報的普特曼斯，才剛剛命令一位信使乘船從橫濱出發，前往北京對**進行抗議。

普特曼斯在送出信使之后，便立刻乘船前往了臺灣，準備調用臺灣的船只北上日本，保衛佐渡島的安危。

即便是在這一刻，普特曼斯依然沒有感覺到危機，還在認為即便是佐渡島上雙方發生了沖突，中國人也不會把這場沖突擴大到佐渡島之外的地區，變成雙方的全面戰爭。

普特曼斯之所以有這樣的自信，便是在于公司雖然在中國近海占據劣勢，但越是遠離中國的地方，共和國的力量就越大。一旦中國挑起了這樣的全面戰爭，那么中國的商船就無法在馬六甲海峽以外的海域安全行駛了。這樣的結局對于雙方來說都是一個災難，因此普特曼斯認為戰爭不可能一下子就升級到這種程度。

不過對于大阪和江戶幕府來說，從佐渡島傳回的明荷沖突消息，卻讓兩邊都意識到了一個收回佐渡島的大好機會。

松平信綱在獲得了家光的首肯之后，便迅速趕去了京都和正在朝廷輪值的島津忠恒進行了秘密的拜訪，希望能夠同大阪聯手奪回佐渡島，將荷蘭人的勢力先從日本驅逐出去。

自從日本戰敗之后，除了賠款及開放港口之外，還不得不將佐渡島、長崎、神戶、橫濱四地租借給外國人，并承認了切支丹在日本傳教的合法性。

這些外國人中，日本人對于中國人是最感到親切的，因為中國人在此之前就在日本有著居住和經商的自由，再加上日本深受中華文化之影響，因此中國商人的前來并沒有同日本底層民眾發生激烈的**。

而且新來的中國商人在那些居住日本的中國商人的協助下，很快就熟悉了日本的風土人情，知道應該怎么在當地開展自己的商業活動。他們交好各藩的領主和上層武士，招募了日本代理人同當地民眾去接觸，因此在日本的外國人中，中國人不僅風聞甚好，還被一些開明的日本人認為，只有依賴于中國的幫助，日本才能恢復到戰前的獨立地位。

至于那些來自歐洲的南蠻人，他們不僅不尊重日本的文化，還試圖把自己的文化強加于日本。再加上南蠻人的貨物很少是日本人所需求的，他們在商業上的行動也就更為粗暴和簡單，加上歐洲人在容貌上的差異，使得日本底層民眾發起了自發的抵制行動，甚至于在某些內陸地區還有人公然襲擊落單的南蠻人，因此歐洲商人同日本底層民眾之間矛盾倒是越來越激烈了。

而對于日本的上層人士，大阪幕府和江戶幕府對于一切外國人都非常的痛恨，因為這些外國人奪走了他們在本國的特權和經濟利益。

但是在經歷了上一次大戰之后，特別是中國人還牢牢控制著大阪和神戶的狀況下，兩邊的幕府大老們都意識到，一次性挑戰所有外國人，只能讓他們再次被羞辱。因此雙方都有了借助中國的力量發展，然后驅逐其他外國人的想法。

今次明荷在佐渡島發生的沖突，讓雙方頓時生起了機會來臨的感覺。對于松平信綱的提議，島津忠恒很快就表示了認可，并按照對方的建議，先派人回大阪將佐渡島的情報匯報給大阪總督葉雨軒，然后說服這位中國總督下令驅逐荷蘭人，從而讓日本找到出兵佐渡島的理由。

大阪幕府行政奉行水野信古接到了島津忠恒的信件之后，并沒有第一時間去稟告總督葉雨軒，而是先去找了時任經濟奉行的吉川幸助。

雖說在大阪幕府建立之后，豐臣千代依照約定離開了日本，由五大老和五奉行治理西日本。但豐臣千代也同時將大阪領地交給了大明代為管理。

出任大阪總督的葉雨軒和其副手李晨芳，憑借著在戰爭中豎立起來的聲望，很快就毫無障礙的接收了大阪領地，并將兵庫改成的神戶港納入了治下。

雖然五大老的擁有國政上的決策權力，但實際施政的卻是由太閣任命的五奉行。不過明眼人都知道，五奉行的任命顯然和明人的關系匪淺，因為被任命的五奉行基本就是當初跟隨李晨芳奪取大阪的有功之臣。

而五奉行之外的第一人大阪奉行，又是被李晨芳挽回了名譽的前幕府官吏池田奏太，這位五十出頭的前幕府小吏在李晨芳的扶持下成為大阪奉行之后，對于那位一心專注于練兵的副總督可謂是忠誠至極，連江戶幕府幾次派人前來拉攏也未嘗讓他改變心意。

在一個被明人牢牢控制的大阪城內，五大老和西日本諸藩聯席會議自然也就掀不起什么風浪來了。且五大老之間，薩摩和熊本、小倉兩藩對立，長州、岡山取中立。五大老之外諸藩又向明人靠攏，因此太閣幕府內倒是形成了一種難以動彈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