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務部副部長鄧陽的認知里，我是一位關系比較平平的公司同事后輩。后來我被調去了分公司后，倆人交集就變少了。

而現在的我，則屬于離職人員，更不可能跟他有任何接觸。

我和他的關系，就像是兩條曾經交匯的河流，如今已各自流向了遠方，不再頻繁交集。

顯然，我們之間的交集并不足以讓他預料到此刻的通話。

而且，更讓他感到不解的是，我竟然知曉他的私人手機號碼，這無疑又為他心中的疑惑添上了一筆。

“對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機號碼的？”

他忍不住問道，聲音中帶著一絲好奇與戒備。

我并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巧妙地轉移了話題，用更加緊迫的語氣催促道：

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催促他快來前臺接我，“我就在二十六層，你快出來。”

我故意提高了音量，不僅是為了讓鄧陽感受到我的急迫，更是為了讓一旁的前臺小姐聽到我說的話，以此來證明我的“正當性”。

面對我的突然到訪和一連串的解釋，鄧陽顯然有些措手不及。

“你是怎么上到二十六層來的？”

我繼續編織著謊，故作鎮定地忽悠他：“我這不是要離職了嘛......”

“剛才我去了六層的人事部，人事部的人跟我說，讓我上來把結算的工資再清點一遍，所以才讓我來了二十六層的。”

我的語氣中充滿了對流程的熟悉和對公司規定的尊重，試圖讓這一切聽起來合情合理。

鄧陽雖然是財務部的副部長，身居要職，但也不是每件小事都會全部過問，尤其是員工離職這樣的日常事務，他也不可能事無巨細地了解每一個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