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收回中東路，確實有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那就是蘇俄剛成立時的1919年。

列寧為了取得中國的認可和支持，表示愿意放棄沙俄時期在中國攫取的所有權益。到1920年，蘇聯發表“第二次對華宣”，重申了第一次宣的各項原則，并提出和中國共管中東路的意向。

然而當時的蘇聯屬于洪水猛獸，北洋政府害怕和蘇聯建交后，會得罪英法美等列強，對蘇聯釋放的兩次“好意”不予理會。

那個時候張作霖的實力也不夠，對外忙著跟段祺瑞中央玩陰謀詭計，對內忙著收攏東三省大權。他要是能騰出手的話，直接武力收復中東路即可，多半還會得到列寧的贊賞。因為當時駐守中東路的俄軍和職員，都是沙俄殘余，在蘇聯政府眼中屬于“白匪”。

僅僅在“第二次對華宣”的一年后，蘇聯大致平定國內混亂，第三次派人來華。這時北洋政府又慫了，迫于壓力只能跟蘇聯建交，可列寧當初許下的承諾卻翻臉不認賬了。

白白浪費了大好良機！

蘇聯在中東路的控制權，除了鐵路外，還有電報、電話、礦山、圖書館、天文臺、學校等。

年初的時候，張學良下令收回中東路電話權，蘇聯其實是默認的，只是要求償還數百萬的電話安裝費。

甚至在兩個月前，常凱申為了對付馮玉祥，害怕張學良和馮玉祥聯手，故意密電張學良，稱：馮玉祥組織護黨救國軍叛亂，與蘇聯駐哈爾濱領事有關，意圖把東北徹底赤化。

如此低級的挑撥離間之計，張學良居然信了，或者說不敢不信，因為蘇聯在東北確實有各種小動作。

張學良順勢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并把總領事都抓走，一共抓捕蘇聯各類官員、職員39人。

蘇聯其實不想跟東北軍打仗，因為其國內正在實施一五計劃，缺錢缺糧打不起。面對張學良如此挑釁，蘇聯承諾，只要張學良釋放被捕人員，蘇方愿意交還中東鐵路局的部分權限。

換做張作霖，早特么樂顛顛答應了！

或許正是蘇聯釋放出的善意，被張學良認為是軟弱表現，更加堅信蘇聯外強中干。他不愿一步步收回中東路，而是打算一勞永逸，只要這事做成，不僅能夠立威固權，還能緩解東北財政危機，更能交好南京政府和歐美列強。

北戴河，張學良借住在朱家別墅。

7月10號那天，中東路事件就爆發了，東北軍強行收回中東路的各種企業。

此時已經是7月19號，雙方沖突雖然持續一周有余，但并未真正發生交火。蘇聯只是派軍隊拆毀關鍵路橋設施，阻止東北軍的進攻速度，為蘇聯調派援軍爭取時間。

張學良正在花園里乘涼，副官朱光沐拿著電報紙匆匆而來：“司令，沈陽急電，讓你速速返回！”

“什么事？”張學良問。

朱光沐表情嚴肅地說：“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宣布與中國斷交了！”

張學良蹭的站起來：“弄得竟如此嚴重？”

好嘛，張學良還抱著僥幸心理呢，以為蘇聯真的外強中干不敢打仗。

張學良接過電報一看，厲聲怒罵道：“常凱申王八蛋！”

電報上說，蘇聯早在兩天前，就已經宣布與中國斷交了，而這個消息他們是通過在東京的情報人員得知……

簡直笑死人。

如此大事，南京政府居然不通知張學良，還需要從日本人那里獲知消息。

常凱申這手玩得夠陰險，鐵了心要讓張學良跟蘇聯死磕，他才好抽出空來收拾馮玉祥和閻錫山。

張學良在心里把常凱申詛咒了一萬遍，強忍著怒火說：“準備回沈陽！”

就在此時，副官胡若愚來稟報：“司令，周先生派人來送信了。”

“讓他過來。”張學良道。

孫永浩被副官領到花園，遞上一個厚厚的信封說：“張司令，先生讓我轉告你，做大事切忌優柔寡斷。”

張學良接過信，點頭道：“你回去告訴他，我會仔細考慮的。”

副官送走孫永浩，張學良開始讀周赫煊的信，這封信足足厚達12頁。

在這封長信里，周赫煊詳細闡述了蘇聯國內的情況，又對比了雙方的力量差距，同時列出各自的優點和隱患。

最后，周赫煊給張學良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事情還有緩和余地，馬上釋放被捕的蘇聯人員，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中東路企業進行和平談判。以蘇聯國內的情況來看，對方也是不想打仗的，拿出誠意必然談判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