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舊史學漸漸沒落，被現代史學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現代史學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學等多個方面內容。

民國時期，不論是西方史學還是東方史學，都統一把人類歷史分為“遠古—中古—近代”，名為“三分法”。

然而根據這種歷史劃分方式，中國的近代開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幾百年。這特么就尷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國人未開化一樣。

三分法存在嚴重的歐洲中心論。

《全球通史》摒棄了已有的“三分法”原則，將公元1500年作為分界線，分別描述1500年以前的孤立世界，以及1500年以后西方興起的世界。

當然，由于原作者是美國人，這本書對于中國歷史的敘述很有問題。

比如《全球通史》不承認夏朝的存在，又說黃土高原沒有茂密森林，這些顯然都是錯誤的觀點。根據地質研究發現，數千年前的黃土高原植被茂密，有大量森林存在。

最離譜的是，《全球通史》認為商朝人是一小群蒙古種人（人種概念，非蒙古族人），興起于西北大草原，通過掌握中東的青銅冶煉和戰車制造技術，利用技術帶來的軍事優勢入侵華北，征服了當地的新石器部落。

這特么也太扯淡了，周赫煊要是不經過修改，直接照抄原著的話，估計這本書寫出來會被國人噴死。

咱響當當的炎黃子孫，咋就在西方史學家的筆下，成為游牧部族征服者的后代？

逗留南京期間，周赫煊就住在中央大學的教師宿舍內。他先把《全球通史》的大綱列出，又寫了前面幾章，在中央大學搞了兩次學術演講，突然有個日本人前來拜訪。

來者年約50歲，身材瘦小，長著一張馬臉，見面就九十度鞠躬：“周君，鄙人加藤繁，久仰大名！”

段錫朋介紹說：“周先生，這位是日本的中國經濟史專家加藤繁先生，也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

“加藤先生你好。”周赫煊與對方微笑握手。

加藤繁在史學界還是很有名氣的，周赫煊不可能沒聽說過，民國時期有好幾個中國史學家，都是此人的學生。

加藤繁專門研究中國歷代經濟，比如南北朝的田畝制，比如明清市鎮經濟，比如秦朝的算賦，比如宋朝的商稅，比如唐朝的莊園經濟。他對中國經濟史貢獻極大，后世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學方法，便是加藤繁開創的。

順便一提，加藤繁是日本天皇的忠實擁護者，他對天皇的忠誠跟政治無關，更像是一種流淌在血液里的信仰。但不管是政治還是信仰，加藤繁沒有在學術研究里搞小動作，不像另一個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那樣鼓吹大東亞共榮。

這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學者。

段錫朋笑道：“加藤先生這次是來中國考察的，他要走訪一些江南小鎮，昨天剛到的南京。”

加藤繁解釋說：“我準備實地考察中國的村鎮集市，在江南考察結束后，我還要去直隸、山東、河南等地。”

“加藤先生治學真是嚴謹。”周赫煊由衷贊道。

中國市鎮經濟史研究先河，是史學家全漢升先生開創的，于1934年發表《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而加藤繁并沒有落后太久，于同年發表《清代村鎮的定期市》，做的同樣是開創性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