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蔣廷黻還因為在《獨立評論》寫文章，被常凱申三次召見，最后受邀擔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周赫煊當即答應道：“這種事我當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論文章，定然按時保質地送到。”

“如此，謝過了，”胡適高興地說，“有明誠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夠取得良好效果。”

胡適此人雖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關于“九一八事變”的處理，他的觀點非常理性且正確。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只想著依靠美國和國聯解決，卻遲遲不肯跟日本交涉。

當時日本內閣還沒有偏向軍方，主動提出五項談判原則，大致上想要把東北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按照日本內閣的要求，雖然中國會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適多次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國民政府就像一頭鴕鳥，把腦袋扎進沙子里，既不敢對日宣戰，也不敢跟日本談判，白白浪費了大好的外交時機。

事實上，只要當時中國和日本達成外交協議，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穩腳跟。即便日本內閣反悔，中國這邊說起話來也更硬氣，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外交狀況更加險惡。

這是個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當時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國際太平洋學會預定在上海舉行，胡適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胡適決定延期舉行會議，后來經過仔細考慮，又決定不延期。胡適認為，“因為本次太平洋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中國事件供討論”，他想利用會議譴責日本的無恥行徑。

可惜一群國際知識分子開會，根本翻不了天，頂多也就激起外國學者對中國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會議邀請了的，不過會議期間，他跟隨張學良去了錦州。

對于張學良，胡適在文章里是如此評價的：“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適，攤開紙筆開始抽煙思考，良久動筆寫下標題——日本政治的二元屬性以及關東軍的東北擴張計劃。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菊與刀》一書雖然全面闡述日本，但許多細節不可能寫清楚。

既然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正好借助這個平臺，深入剖析日本各國的情況。每篇文章寫一個方面，幾年下來，至少能給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爺們提供點抗戰參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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