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開始說到正題：“張教授，你對天津電車漲價風波怎么看？”

張奚若道：“這漲價漲得毫無道理，我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以天津普通人的經濟收入，跟電車公司漲價之后的票價，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實上，天津的電車票價，這十年來連續上漲好幾次，已經比北平的票價都搞出12%。”

周赫煊又問陳岱蓀：“天津電車公司這次漲價的理由，是說自身虧損嚴重，只有漲價才能維持運營。陳博士，你是研究經濟、金融和財政的專家，你來說說詳細情況吧。”

陳岱蓀侃侃而談：“天津電車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電車在1906年正式運營。電車公司每年收益穩定，早在1912年就已經收回全部投資，剩下這30年的收入都屬于純利潤。到去年為止，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的毛利潤已經接近400萬元，他們不可能會虧本。”

周赫煊問道：“400萬元的毛利，那很多啊！這些錢都進了電車公司的口袋嗎？有沒有給天津政府上稅？”

陳岱蓀解釋道：“電車電燈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錢，不叫稅，而叫報效費，去年的實際報效數大概為12萬元。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電車經過租界時，需要支付給各租界一筆‘通過費’。單是去年支付給法租界的‘通過費’，就高達74萬元！”

周赫煊總結道：“也即是說，比利時人在天津開電車公司，只給天津市政府上稅12萬元，卻給法租界繳了74萬元的過路費？”

“是的，就是這樣，”陳岱蓀說，“電車公司交給各租界的過路費，加起來每年大概有160萬左右，但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卻只有12萬元。”

周赫煊問張奚若：“張先生，這符合常理嗎？”

張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惱怒道：“這完全是不講道理的做法！電車屬于公共事業，電車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間，這些空間都是屬于全體天津市民的。不僅如此，電車還經常撞傷撞死百姓，給老百姓的出行帶來了人身危險。因此，電車公司作為補償，不能收取過高的票價，同時還應該給政府納稅，用來改善市政環境和市民生活。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憑什么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公司，正常繳稅只有12萬元，卻給各國租界上交160萬元的過路費？純粹是欺負人！”

以前老百姓只覺得電車漲價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現在聽幾位學者教授講道理，瞬間明白其中的內情，一個個氣得破口大罵。

“太埋汰人了，哪有這樣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堅決不坐電車。”

“誰說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還不給他們錢！”

“漲價，漲價，天天漲價。自打我記事起，電車公司已經漲了五回票價了。”

“……”

只聽周赫煊繼續說道：“難怪天津的各國領事，都支持電車公司漲價，原來他們是一伙的。電車公司漲價越兇，各國租界的收入就越多，這是合起伙來欺負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嗎？”張奚若道，“否則日法意三國領事，又怎么會急沖沖地給政府發外交照會，都是利益使然。”

陳岱蓀還說：“我必須先講清楚一件事。當初清政府和電車公司簽訂的合同，確立了電車公司的經營范圍，電車公司只能在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范圍內運行，剩下的電車路段都屬于非法經營。據我所知，后來擴建的電車路段，并沒有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也正因為如此，電車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才會那么少。”

“呵呵，原來是非法運營的啊，”周赫煊笑道，“我聽說電車公司干這種違法的事，還不止這一出。”

張奚若說：“是的，由于乘坐電車必須用銅元買票，這就是電車公司成為天津最大的銅元兌換商和周轉商。由于大量銅元囤積，他們從1920年開始，就把這些銅元高價出售給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運到日本制造軍火武器。”

周赫煊氣道：“也就是說，日本關東軍侵略東北所用的槍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銅元制造的？”

陳岱蓀說：“確實如此。電車公司這種做法，不但在實質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國，還致使大量銅元外流，擾亂了中國的金融市場。天津市政府雖然一再嚴禁銅元出口，但電車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卻沒停止，銅元走私一直在悄悄進行。”

說到這里，正在聽廣播的天津百姓都氣炸了。

“原來電車公司這么壞，跟日本人勾結在一起。”

“以后千萬不要坐電車，咱們投的每一枚銅元，都是在給日本制造槍炮啊。”

“再坐電車就是賣國賊！”

“咱們去把鼓樓周圍6里以外的電車軌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沒有給政府上稅！”

“對，馬路是大家的，憑啥給電車公司用了還不交稅？”

“打倒電車公司，打倒賣國賊！”

“……”

天津的電車漲價風波，瞬間就提升到救國的高度。

當南京政府派來的專員抵達天津時，他面臨的是天津全行業罷工罷市，市民和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游行，各大報紙把電車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凈凈，老城區以鼓樓為中心6華里外的電車軌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稱“反電車救國運動”，或者叫“四四愛國風潮”、“四四天津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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