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赫煊的及時提醒，史量才在七月底就離開上海，躲進天津的法租界找朋友喝茶看戲去了。

在離開上海之前，史量才希望魯迅能寫一篇文章，幫周赫煊說說話、正正名。

魯迅當時沒有拒絕，但也沒有答應，他不想摻和這種破事。直到《中央日報》刊登贊揚周赫煊的社論，輿論風向瞬間翻轉，魯迅才突然用本體大馬甲開了一篇，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

原文如下——

《花邊漫談》

“周明誠在近日遇到了麻煩，中國報紙涇渭分明的分做兩派，一派極盡詆毀，一派高高捧起……史君離滬前，曾邀我做文章，為周氏搖旗吶喊，盡一份朋友的心意。”

“我與周氏曾在北平見過一面，他不喜歡喝豆汁兒，可見并非同我一路人。他有他的想法，他對中國是抱有樂觀主義的，而我恰好相反……我對周氏的私人生活并不關心，但他的文章我必看不落，不可不說他是中國頂有自我思想的學問家……”

“這次報紙論爭的結果讓人驚奇，短短幾日時間，西風東風合做一團，罵得激烈，收得也突然。像是全中國的報紙，一夜之間忘了有場罵戰，竟齊齊唱起了贊歌……”

魯迅開始在文章里講故事，講一些讓人摸頭不知腦的故事，句句都在暗諷無良媒體溜須拍馬，只知道逢迎上意。他根本就不是在幫周赫煊說好話，而是借機罵國黨的輿論控制政策。

這篇文章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之后，魯迅又加班加點的寫出第二篇文章——

《周氏與泰氏之比較》

“有個叫‘竺震旦’的印度詩人，曾在中國掀起大風浪，他即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個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介紹了：‘嘰里咕嚕，白云清風，銀磐……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

“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糊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魯迅雖然一向對泰戈爾不感冒，但還不至于公開批評，只是經常嘲諷那些無限吹噓泰戈爾的國人而已。

但這回，魯迅借題發揮，直接逮著泰戈爾開噴，還把泰戈爾的中文名“竺震旦”拿來開玩笑，就因為泰戈爾公開說自己是“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不而喻，魯迅是在嘲諷那些對日投降派及主和派，順便把徐志摩給涮得不輕。

咱們繼續看——

“有人奉詔為周明誠正名，謂曰：‘明誠先生可說是晚清以來中國第一大文豪，是足與泰戈爾比肩的亞洲賢哲’。他顯然未曾聽說泰戈爾的投效之，不料泰氏已做英國忠犬，錯把巴掌拍到馬腿上。”

這段話兜著圈子把陳布雷也罵進去，極盡諷刺之能事，就差沒說陳布雷是溜須拍馬還拍錯的小人了。

魯迅繼續寫道——

“為什么定要拿中國人與外國人比肩？是不是在腦子里，就提前定下一個規矩，外國人肯定要比中國人高尚——即便這個外國是印度？似乎有個中國人，能與外國人相提并論了，我等即可皆大歡喜、與有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