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說過，和平主義在30年代的英國屬于政治正確，不容任何人站出來反對。

因此，包括鐵血主戰的丘吉爾在內，也必須是“和平主義者”，至少要標榜自己是“和平主義者”。

如何達成世界和平？

英國人分成兩派。

一派叫做“可戰派”。以丘吉爾和艾德禮（工黨領袖）為代表，他們認為反對戰爭必須使用物質力量，包括最后使用軍事力量，相關團體為“國聯協會”（lnu）。

一派叫做“棄戰派”。以蘭斯伯里和道森（《泰晤士報》主編）為代表，他們譴責和反對一切戰爭，面對危機沖突，主張通過協商合作來解決，相關團體為“和平誓約聯盟”（ppu）。

到了30年代中期，這兩派的分歧越來越劇烈，彼此之間不斷爭奪會員、資金和支持者。

搞笑的是，他們使用的手段大同小異，即通過媒體用戰爭來恐嚇民眾，導致英國老百姓越來越懼怕戰爭。后來張伯倫競選首相時提出的口號，干脆就叫“投張伯倫一票，就多了一份和平”。

周赫煊在倫敦大學的講座內容，就好像是給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們提供了彈藥，他們又有了戰爭恐嚇的新鮮材料。

其中以《泰晤士報》和《觀察家報》最為積極，這兩份報紙挑選最慘烈的幾張屠殺照片，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來刊登圖片。他們不斷的強調戰爭只能帶來死亡，譴責日本停止對華侵略，同時又號召英國人民支持“和平運動”。

于此同時，在地方選舉當中挫敗的保守黨，也拿日本侵華屠殺來攻擊工黨，指責日本加快對外擴張的步伐，是源自于工黨執政期間的縱容。工黨同樣拿此事來反擊，說保守黨的妥協外交政策，才是釀成日本武力擴張的罪魁禍首。

周赫煊的這趟倫敦之行，顯然同時卷入了英國“可戰派”和“棄戰派”，以及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的政治斗爭旋渦。

英國最大的反戰團體“國聯協會”（可戰派），以及剛剛成立就氣勢如虹的“和平誓約聯盟”（棄戰派），不約而同的向周赫煊發出邀請，希望周赫煊能夠參加他們組織的公眾演講。

毫無疑問，周赫煊的反戰講座，已經觸碰到英國人最敏感的g點。

整個十月份，周赫煊就在演講和講學當中度過。他這次學聰明了，只是不斷的重復反戰與和平，并不透露自己站在哪一邊，更不會傻到說什么“以戰爭求和平”。至于“反法西斯”論調，周赫煊更是提都不敢提，不然肯定會惹怒“棄戰派”。

于是，“可戰派”和“棄戰派”對周赫煊更加尊重，千方百計的想把他拉到自己這一邊。

英國保守黨也頻頻邀請周赫煊參加酒會，希望周赫煊幫忙拉地方選票，想要蹭蹭熱點來刷民眾好感度。

據后來的史學家統計，周赫煊先生僅在1935年10月，就在英國各地進行了8堂學術講座、16場公開演講，應邀出席了13次私人酒會。

再加上報紙媒體的瘋狂宣傳，周赫煊簡直在英國都封神了，被譽為“來自東方的和平斗士”。

周赫煊的《菊與刀》，以及介紹甲午戰爭的《龍旗翻卷之下》，一下子炒冷飯在英國成為暢銷書。在這兩本書的宣傳下，英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壞到了極點，普遍認為那是一個披著文明外衣的野蠻國家。

《泰晤士報》再適時拋出中國白銀危機，并分析了英國插手能得到的好處，立即就獲得英國民眾的廣泛認可。

……

10月下旬，周赫煊在英國各地轉了一圈，再次回到霧都倫敦。

周末。

上午十點。

特拉法爾加廣場。

成千上萬的英國民眾匯聚于此，等待著聆聽周赫煊的演講。這次沒有誰花錢雇人撐場面，報紙上一刊登演講消息，無數市民就自發跑來了。

“滴滴！”

汽車鳴笛聲響起，人群自發的讓開一條通道。

四位荷槍騎警在前面開路，他們跨著雪白的高頭大馬，其中一人猛地的吹著哨子。后邊是一輛加長賓利防彈轎車，坐著周赫煊、張樂怡、于珮琛和孫永振。再后面是十多個街頭警察，他們揮舞著木制警棍，任務是維持現場秩序。

到了廣場南段的納爾遜紀念柱，四位騎警突然下馬，街頭警察則護送著周赫煊等人前往廣場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