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晴。

報紙上沒有任何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消息，有的只是首都陷落，呼吁國人團結抵抗的文章。歷史上，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文字，是英國記者田伯烈所撰寫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此書要等明年初才開始動筆。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此時應該在拍攝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不過同樣要到明年才能將膠片偷偷運到美國。

《大公報》戰地記者劉君揚，如今已徹底跟外界失去聯絡。這位記者是周赫煊在天津招聘的，開設分館時被調往南京，周赫煊多次讓他撤離都不聽，以致現在生死不明。

周赫煊坐著私人小輪船，強迫自己不去想任何關于大屠殺的內容，繞道朝天門前往中央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

抵達朝天門碼頭時，正好遇到一艘內遷船只。船上載著國府賑濟委員會委員長朱慶瀾，以及賑務委員會的20余名職員，這是第六批內遷重慶的政府機關，國家元首林森在半個月前就已經到重慶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機關，以及99%的內遷企業、學校，此時都還在湖北和湖南。

常凱申最初打算把遷都一分為三，即國民政府遷到重慶，軍事委員會遷到洛陽，行政院遷到衡陽。到11月初，他正是召開會議，討論遷都事宜。

汪兆銘也對此發表了意見，勸林森把中央政府遷到武漢或廣州，至于四川則太偏僻，汪先生覺得太不適用了。

常凱申沒有接受汪兆銘的建議，他單獨與林森商討，決定把首都直接遷往重慶，最終做出決議如下：“第一，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重慶。第二，軍事委員會不急著搬走，由老蔣臨時決定。第三，各部委機關，打散遷往長沙以南或四川、貴州各地。”

至于企業和學校，常凱申認為應該遷到武漢和宜昌，所以現在大部分的企業學校都云集在武漢、宜昌兩地。

直到明年10月，岡村寧次率十萬大軍向宜昌推進，才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宜昌大撤退”。這場內遷被歐美學者稱為“東方的敦刻爾克”，為中國保存了工業和文化元氣。

說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須提到一個人，那就是大資本家盧作孚。

早在淞滬會戰開打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就實施了“江陰沉船計劃”，將24艘船只鑿沉于江陰下游，以阻攔日本軍艦沿江而上，那時杜月笙還主動提出鑿他的輪船。至上海、南京陷落，南京政府又在江西組織第二次沉船，前前后后主動鑿沉幾十艘江輪。

作為民生船運公司的老板，盧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執行，認為鑿船以斷敵路的做法無疑自絕后路。結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時，其他船運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盧作孚的民生船運公司成為唯一可以依靠的運力。

宜昌大撤退正值長江枯水期，運載大型設備的船只，以及噸位太大的輪船無法通過三峽。按照當時的運力，那么多物資和人員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到時候黃花菜都涼了。

盧作孚和技術人員反復研究，創造出枯水期間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只用了不到40天就把人員運完，物資運出超過三分之二。又過了20天，盧作孚把剩下的物資全部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