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把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學，分為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三種。

淪陷區文學都是非政治化的，專寫一些通俗小說、情感文學和隨筆散文，代表人物有張愛玲、秦瘦娟、周作人、胡蘭成、梅娘等等。純以文學角度而論，張愛玲、周作人和胡蘭成的作品都有非常高的價值。可惜后兩者都是文化漢奸，而張愛玲也跟漢奸走得太近。

國統區和解放區文學恰恰相反，不管是詩歌、小說、戲劇、散文、評論、隨筆……各種題材皆以抗戰為主。即便沒有正面涉及抗戰內容，也會表達出一種對故鄉、對祖國的熱愛，或者是反應深刻的現實問題。

特別是國統區文學，抗戰初期多為慷慨吶喊、熱血救亡，中后期變得更具現實主義——描寫戰爭場面、記述流離生活、反映社會弊病，或是自嘆自嘲、苦中作樂。

大作家在抗戰時期寫童話故事的，貌似還真沒有，就連張恨水都改寫抗戰小說了。于是出現梁實秋站出來澆冷水，說文學創作不一定要和抗戰掛鉤，結果被各派文人噴得狗血淋頭的情況。

《小王子》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爭議，從反應來看主要分為四種：

第一種，礙于周赫煊的情面，介于周赫煊的地位，出于周赫煊的貢獻，許多人選擇閉口不。

第二種，從純文學的角度，分析稱贊《小王子》的藝術成就，并認為這是一部歌頌友情和愛情的作品。

第三種，挖苦批評。

首先站出來指責周赫煊的，是文藝抗協（文聯）理事兼出版部副部長葉知秋，他在自己主編的《文學月報》上評論道：

“抗戰期間的文學，應該是年輕的、戰斗的，是健康的、堅實的，是現實的、進步的……《小王子》顯然和戰斗無關，和現實無關，它以一種脫離現實的虛無筆調來歌頌友情和愛情，這不符合大眾文學和抗戰文學的立場……”

“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大作家，周赫煊先生此書對廣大青年和文化學者，帶來了非常惡劣的示范作用……在和平時期，《小王子》自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但它現在確實不合時宜。”

“當兵的不能在戰場上做逃兵，而文學創作就是作家的戰場，作家也不能在國難當頭之際做逃兵。我們不能逃避現實，而是要勇敢的面對，或者救亡圖存，或者反映社會……對于作家而，筆是槍，墨水是子彈，我們不能對天放空槍，而是要選擇正確的目標瞄準敵人……”

葉知秋的這種論調，立即引來許多愛國作家的響應，紛紛評論周赫煊不該在抗戰時期寫童話故事，認為周赫煊這是在作品中逃避困難和責任。

其實葉知秋已經對周赫煊很客氣了，文章就事論事寫得比較理智。他前兩年罵梁實秋才狠呢，譏諷梁實秋“賭場上壓冷門、投人所好”，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認為梁實秋在“嘩眾取寵”。

第四種，力挺支持。

梁實秋似乎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聲援周赫煊，再次跟葉知秋打起了筆仗。他在文章里這樣寫道：

“總有一些人以文學的名義破壞文學創作，《小王子》呈現的是對真善美的贊揚，難道我們在堅持抗戰的時候不需要真善美了？它既然是健康的，是積極向上的，為什么就被指責成逃避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