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再回到老蔣出書事件上來，為什么沒有身邊的學者阻止他？

很簡單，因為老蔣是“孤家寡人”。

我們來看史迪威寫于1943年的日記，日記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凱申，這是史迪威給老蔣取的獨特外號，在美國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么儀式，但是上帝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

“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應欽）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沒有張嘴。”

《中國之命運》是由陶希圣代筆的，陳布雷也寫了一部分。

這兩位都是玩筆桿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書的拙劣之處？縱使他們妙筆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觀點都是老蔣的，他們只能在老蔣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種圓謊，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論據論述，已經是陶希圣和陳布雷所能做到的極限了，至少還能迷惑到一些激進民族主義讀者。

老蔣的可悲之處，不在于沒人敢對他說話，而是沒人對他講真話。

咱們繼續看史迪威的日記：“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是，但誰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國腐敗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為一個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他大量發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他沒有理由怕什么，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史迪威只是中國的一名匆匆過客，在中國沒住多久，但已經把局勢看得很清楚了：“戰爭之后，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專橫、不容他人、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

我們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衛戰，老蔣雖然對外宣稱是“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頗有誓與國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決絕。但實際上老蔣嚇尿了，他以為日寇即將攻破三峽、殺入重慶，他緊張到當著美國人的面，對匯報軍情人員發脾氣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記中是如此記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軍進攻石牌）中一片驚慌，他極為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而讓史迪威最無語且憤怒的是，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這么重大的事情，常凱申沒有跟任何軍政部要員商量。史迪威找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討論作戰計劃，何應欽表示一無所知，氣得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顯然，如果何（應欽）不知道，軍政部里是沒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廚師，也許，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指老蔣）將決定幾個國家的命運……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為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