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瑯琊郡境，狀況非常的糟糕。由郡境向四周望去，北面是大江橫陳，其他各面則俱被群情洶涌的丹陽鄉眾圍堵起來。

而民亂之所以還沒有徹底爆發出來，其實也在于目下瑯琊郡境中力量不弱。或許雙方都是不習兵事的烏合之眾，但區別則在于一方是有組織，另一方人數雖多，但卻混亂不堪。

雖然也有一部分宿衛嘩變加入到暴動的鄉眾當中，但宿衛本就不是什么精銳之師，嘩變之后紀律更是蕩然無存，分散在各鄉各邑民眾當中，自然也就承擔不起領頭表率的作用。

生民易躁，卻難持久，尤其面對對面井然有序的嚴陣以待，已經先膽怯幾分。縱然也有小規模的流血摩擦發生，但是有組織的瑯琊鄉眾面對這些狀況時無疑優勢更大，所以在任球所率領的吳人鄉眾抵達之前，雙方基本上還是隔著郡境互相謾罵，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廝殺混斗。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什么強勢人物做出號召與表率，這一次的丹陽民亂聲勢雖然不小，但真正能夠發揮出的作用其實有限。

這也是臺輔們對于民變并不過分警惕緊張的原因之一，小民所需要的僅僅只是單純的發泄，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引領和利益訴求，或許短時間內會對瑯琊鄉眾產生極大的痛恨情緒，但在集結前往瑯琊途中很有可能就自己力疲不支，自行散去了。

真正能夠讓民眾們暴躁到必須以死報之的，必須是良田被侵占、溝渠被分流這種具體現實的糾紛。是否割劃僑置州郡這種大問題，誠然一時間情感上難以接受，但在戾氣發泄完畢之后，也就懶于過問了。

所以單純流的力度并不足以釀生如此大規模民變，相當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此前臺內搜捕沈充頻頻調動宿衛所造成的假象。而丹陽那些鄉宗的不配合又給臺輔們造成這些鄉宗也加入進來的錯覺，于是不免又調集宿衛驅散民眾，這更造成了民眾更大的不安。

可事實上，那些鄉宗的不配合大概僅僅只是對中樞前景的不樂觀，并沒有達到要與瑯琊鄉眾一分生死的緊迫感，所以也就少有參與引導鄉眾進行鄉斗，不敢做這個出頭鳥。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新的變量外力加入進來，在面對有組織的瑯琊鄉勇，丹陽鄉眾散去僅僅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甚至在吳人們洶涌趕來的途中，郊野已經隨處可見意興闌珊、散往各方的丹陽鄉民。而吳人們又不同于這些丹陽鄉眾，身在異鄉又屢受苦難折磨，既有著家產被奪、親眾遭難的切膚之恨，背后又有著強大的沈氏撐腰，完全沒有后顧之憂。

所以吳人們一路行來，血債血償、殺人報仇的吼聲不絕于耳，氣勢始終高亢。尤其在看到那些灰溜溜散去的丹陽民眾后，更是不留情面的大聲譏笑。

吳人與丹陽人本身就算不上友好，在丹陽人看來吳人跟僑人也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前來侵占他們鄉資鄉土的惡賊，所以此前臺城清洗吳人勢力的時候，丹陽人在這當中也是頗為活躍，在吳人看來就是助紂為虐。

所以在還沒有抵達瑯琊之前，便有一部分吳人先與丹陽人叫罵邀斗起來，那些丹陽人氣勢本就衰盡，自然不是苦大仇深的吳人對手，被吳人一通追打得落荒而逃。

但丹陽人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本土作戰，自然人多勢眾。他們或許懼怕陣列分明且多甲眾的瑯琊鄉勇，但流竄至此的吳人鄉眾在組織和械用上卻并不比他們強多少，原本不敢進攻瑯琊鄉土本就有些訕訕之意，這會兒自然樹立起一個新的仇恨目標，于是原本有崩散之勢的丹陽亂民便再次集聚起來，轉而開始包圍這些吳人鄉眾。

雙方各自氣勢洶洶的在郊野對峙，反而將今次報復的正主瑯琊鄉勇晾在了一邊，丹陽人叫罵吳人越境強賊落荒而敗，吳人則叫罵丹陽人認賊作父、全無血性！

而這時候，就體現出沈充安排任球返回的深意所在。任球本身便是丹陽人，雖然不算是什么丹陽望宗，但是常年代表梁公沈維周、及后則是沈司空游走京畿之內，最起碼那些丹陽鄉宗對任球是并不陌生的。而吳人更不必多提，任球在這里本身就是沈家的一個代表。

雙方雖然叫囂的兇狠，但也還是極為克制。

其中最大一個原因就在于丹陽亂民當中隱藏的那些鄉宗人家的極力約束，這么大規模的亂民騷動，他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之前之所以不敢直接鼓噪民眾進攻瑯琊，就是因為丹陽人在時局政治中的弱勢，幾乎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領袖人物存在。

沒有后臺，說話做事都不硬氣，這些鄉宗雖然也受不了僑置南徐州的安排，可是臺中若真的決議如此，單憑區區民變是不足阻撓的。如果他們在當中過于跳脫，反而會成為臺內重點清除的對象。

所以，任球所率領的吳人鄉眾抵達此處后，便讓這些丹陽鄉宗看到一個攀附借勢的可能。

正在這時候，瑯琊郡境那一邊，陳兵守御郡境、抵抗丹陽亂民沖擊的王彭之已經捧腹大笑起來，最開始他看到丹陽鄉眾群情洶涌而來，內心也是緊張不已，可是那些人只是叫罵而不敢輕易犯境，已經讓他心內滋生些許輕慢與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