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虨所陳述事項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這表章起始處用朱筆批“特”，在座其他行臺官員們眼見這一幕，臉上閃過一絲異色，繼而便開始沉思這件事更深層次的意義，以及當中與自己職事內或會產生的牽扯，俱都重視起來。

這又關系到行臺在處理各種事務時的一個規章，就是事務處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臺以來，需要處理的事務不再只獨限于軍、政又或者單獨某一地，之日理萬機也不為過。雖然臺府并立、諸多屬官配合分勞，但諸多事務千頭萬緒，也難做到事必躬親，畢竟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過近半，他可不想勞累猝死。

所以在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他往往標識輕重緩急來做分類，緩、常、急、特、特督等幾個類別，以表示對這些事務的不同關注力度。

這其中表示最高關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關注、需要盡快處理之外，在處理過程中還要配備監察官員進行監督。

原本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一個小技巧分類，可是行臺本身便是以他為主，所以很快他這一點私人的標注批示便也成了整個行臺行政的一個標準。大凡標注急、特的事務，俱都要優先處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傾斜、集中。

反之，緩、常一類的事務則就不必過于急切，雖不至于完全擱置，但肯定也不會過分重視。換之，力道要用在領導看得見的地方，領導都不怎么關注的事務，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對于這一現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覺，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沒有將之當作一項規令以條文標識。有的時候，這種默契與潛規則反而更加有利于樹立起上位者的權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長所奏議事務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經成為衡量那些官長們盡職與否的標準之一。

那些官長們若是長時間得不到特批，最起碼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才能有限，認不清楚輕重緩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將軍的雅重親昵。

當這種邏輯成為一種共識，即便那些官員們沒有遭到有司彈劾，在下屬們當中也會威望大失，難堪其位。

江虨陳奏完畢后，便輪到謁者臺的官長謝尚發。

謁者臺掌管朝覲賓饗、詔使勞慰等等，簡單而就是迎賓并公關。原本江東臺城內并沒有謁者臺這一官署構架，只是設立謁者仆射歸為光祿勛管制。

可是洛陽創建行臺后，各種覲見、賓客并訪慰事務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將謁者臺單設起來，除了這些之外，又加以訪賢察舉、持節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職責，大大加強了謁者臺的權柄。

如此一來，謁者臺除了迎賓公關之外，還要負責察舉野賢、封賞四方并民怨申訴等職責。而這一改動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謁者臺擁有訪賢察舉的權力，這就極大程度的動搖了中正鄉議的權威性。事實上在這些新收復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沒有再多此一舉的設立中正官。

今次跟隨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幾郡鄉流，都可以歸類為入覲的鄉賢，各種接待安排事務正規謁者臺管理。

沈哲子當下的權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覲朝禮，但這當中也不是沒有可供取巧的地方，雖然司馬懿父子幾人陵寢都被匈奴人給挖個干干凈凈，但皇陵遺跡總還在。沈哲子也是沾了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邊覲拜皇陵，禮節生人代受。

謝尚本身便是浮華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鐘磬禮器，使禮樂正聲歸朝，如今儼然已成行臺古禮宗師。輪到他發時便提議讓那些鄉徒以野賢鄉秀的身份，參加接下來年前年后一系列慶典，讓他們深刻感受禮樂堂皇于朝的莊嚴。

對于這些典禮之類，沈哲子向來也都是存而不論的態度，只要不是過于繁瑣鋪張耽誤正事，便也都由之。考慮到眼下年關將近，便批示一個“急”字。

這一次的行臺會議，因為臨近年關，也可視作一場年終總結，并不獨只限于當下的西征戰事。所以凡與會者各個部曹俱都有陳述，甚至就連游離于行臺之外、處境頗有尷尬的何充都有發。

而這些發中，最令人關注的還是民部大尚書庾條并河漕將軍紀友的發。無他，這兩個一個管著錢袋子，一個管著舟車物流，可以說是行臺職權最重的兩個官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