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近，小戶之家都是諸多家祭，行臺方面自然也都是各種典禮云集。

哪怕沈哲子本身對這些禮節之類不甚感冒，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些事情對人心安撫并彰顯行臺威儀確有效果，令秩序得以普羅大眾、深入人心，可以說是惠而不費。

禮章之外，尚有許多德政搭配，其中比較顯眼的便是大量屯戶、罪戶的放免。其實這些屯戶與罪戶，本身有什么罪過也實在說不清楚，更多的還是行臺以法度為借口以增加控制人口的一個結果。

當然也不可簡單的之行臺濫刑，具體到生民個人，從時下而根本就不具備與行臺這一龐然大物對話要求公允的力量，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便是那些能夠集結更多愿聲的鄉宗豪強。

而跟這些所謂鄉倫代表講什么公平又或法度的嚴明，那就是把各種行政成本往無底洞里仍，根本就辯不出一個結果且不說，行臺如果太拘泥所謂法理繩度而有所容忍的話，這一部分容忍的尺度便就會成為那些鄉宗豪強壯大的資本，根本就不會惠及小民。

凡有制度，制度之內便無有真空，執政者就算體恤小民給民眾留下一定生存空間，這一部分空間一定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加以壓榨與攫取，而不會讓民眾們境遇得到真正改善。

所以亂世之中唯以重典才能盡快入治，類似今次西征弘農，弘農半數鄉眾幾乎盡被編入罪戶，但其中絕大多數真的盡數罪至于此？應該說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也是受到了脅迫、裹挾。

但從執政者角度而，問題又不該這么看。首先人口也是戰利品的一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想要獲得悠長的戰爭續航能力，就要以戰養戰，將戰利品盡快利用起來。

其次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這不應該是說血統論，而是生民萬物俱有一種路徑依賴，一種懶于改變的惰性。

比如江東那些僑門世族，各種弄玄作虛已經搞得神州殘破，到了江東仍然如此且還變本加厲。

從這方面而，那些弘農鄉眾也未必就會比僑門世族多出幾分認清現實的能力。就算行臺不對他們強制征發，他們也不會過上人人有田足耕的生活，更大幾率是轉頭再投鄉境之中別家鄉宗豪強，鄉勢仍然串結如初。

所以行臺將之強制征發，除了盡快投用助戰之外，也是為了最大程度粉碎那些將他們串聯勾結的所謂鄉倫鄉情，讓他們再次歸于獨立個體。

啟泰三年末行臺這一次方面規模極大，廣及五十余萬人丁、將近十萬戶的生民，這幾乎是行臺直接控制屯戶、罪戶等人口將近一半的規模。

這么大手筆的放免，其實早在年初便有跡可循，此前各種清查戶籍、丈量耕地，其實也是在為此做準備。

雖然大規模的屯田勞役令行臺擁有著龐大的動員力且積攢了不菲的元氣，但這并不是一種常態的統治模式，尤其隨著行臺控制疆域越來越大，在這方面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也越來越高，而且非常不利于疆土內的普遍開發。

要知道這些遍及中原各處的屯所也是行臺的外派機構之一，也有著政績的要求，而且行臺在這方面的要求標準還非常嚴格。想要獲得更好的業績，便需要有更多的收成，侵占更多更好的耕地，搜羅更多的人口，這就是各地屯所基本行為邏輯。

行臺本身對地方鄉宗勢力是提防打壓，背靠行臺這么一座大山，那些屯所們反而因此成為地方上一霸，強征暴斂也不是什么多出奇的行為。

若沈哲子還只是此前獨限淮南一地的地方軍閥，對于這種行為非但不會制止，反而要鼓勵，畢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可是現在他已經高為晉祚執政，就需要為整個社稷、為所有生民負責。若是王道之下生民過活較之神州沉淪的舊年還要悲苦，那么所謂的王業興治便也沒了意義。

所以大規模裁撤中原之地的軍屯便勢在必行，鄉民各歸鄉土，恢復正常秩序。經過這么多年的清掃并興治，最起碼在中原之間已經不存在過分強勢的鄉宗勢力敢于爭搶這些獲得自由的生民。

當然放免并不意味著徹底的不聞不問，原本的軍屯人員順勢轉變為覆及地方的稅務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