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一次的龍門辯議之中，有關于晉世統序問題也進行了一次大普及，與會者不乏時流此前僅僅只是模糊知道中宗司馬睿一脈乃是典午偏支，可是借著這一次辯議，整個典午族譜被扒了一個底朝天，更多人才第一次清楚現，原來江東一系較之中朝帝系血脈已經是如此偏遠。

世道不乏聰明人，當事態已經展到這一步時，許多人對于梁王的意圖已經有所了然。特別是參與會議并作定論聲的崔盧二人，對此感受更加深刻。

崔盧二人在行臺中算是相對比較特殊的存在，不僅僅只是因為他們加入行臺日短，更因為他們各自出身本就河北名門，可以說是天然的中朝士流代表人物。而在此前，行臺幾乎不存在此一類的人物，即便是有也是如王述之類，根本不具備成為一方旗幟的資格和聲望。

崔盧二人入洛，各自得授顯職，與此間時流交際也都頻密。他們自然也聽說許多梁王舊年事跡，如何在江東世族層層壓制之下脫穎而出，但是這些耳聽為虛，終究不及親身感受深刻，特別梁王聲勢正隆，時流及難免近于玄奇。

可是這一次，他們是真真正正感受到梁王手段。雖然在這件事前前后后，梁王始終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向他們傳遞什么意愿，但他們卻不得不按照梁王所設定的路線去做，根本就無力抗拒。

龍門辯議是將江東世系與中朝剝離的第一步，這一點崔盧二人都很清楚。而且他們也是久經世事磨練，不乏見微知著之能，同樣明白，一旦江東傳承與中朝聯系不再那么緊密的時候，隨之而來必然會是對中朝的大批判，甚至將會伴隨著人頭滾滾。

崔盧二人可以說是當世僅存不多的士流代表人物，同樣也可以算是中朝既得利益的一派。他們哪怕用腳趾頭想想，都明白這種批判與清算必然是對世族不利。他們張一次口容易，余生只怕都將要浸入此中，作為一種標志存在。

但他們拒不表態，同樣蘊藏著極大的兇險。如果說江東晉帝是中朝法統繼承的不二人選，那么帝立南國經年，他們又在哪里？

幫助行臺洗刷掉江東法統正當性，他們未來在新朝或許會一直處在尷尬的處境中。而若拒絕就此表態，他們連加入到新朝統序中的機會都無，而且將會以一種非常丑惡的面目釘在恥辱柱上被清算！

無論如何，龍門辯議的結果，算是將中朝先王排除在了江東帝室的嫡直祖宗之外。而政治的邏輯或許沒有那種直接明確的指向，可是當邏輯鏈條一旦被打開第一個，后續便會次第崩解。比如這一場辯論之后所引的下一個問題，既然如此，江東一脈憑什么能夠繼統？

事情進行到這一步，便需要由江東臺城出面，將一部分中興時期圖籍典章披露出來，其中便包括群臣屢勸進而元帝六讓七辭等諸多往來籍文。而在這一批被公布出來的資料之中，作為青徐僑門的代表瑯琊王氏可謂是最為出眾。

這本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情，畢竟元帝司馬睿所以能夠渡江化龍，瑯琊王氏的鼎力相助可謂是功不可沒。可是在如今這個氛圍下看來，瑯琊王氏諸多勸進表章便顯得扎眼且扎心。

瑯琊王氏乃是江東鐵定的叛逆門戶，無論是此前在王導死后的逆案，還是之前王敦兩次作亂，元帝遭幽禁而死，其家逆亂之罪已經無可洗刷。

如今前事新翻，元帝那履極之前的六讓七辭更像是一種被權門苦苦威逼強行架上，為的只是竊持君權、逞其私欲。而元帝最終落寞收場，也同樣符合這一思路。

通過對瑯琊王氏新一輪的批判，來繼續削弱江東晉祚法統的莊嚴性，同樣也是重要一步。之后又有劉隗、刁協等元帝親信后人們涌出，控訴瑯琊王氏幽禁君上、鏟除異己種種劣跡。

那么之后崔盧等劉琨的舊部現身說法，講述他們在北方如何的苦苦支撐、待援不得，自然也就有人背鍋，而這種指摘，某種程度上而，也真的不是污蔑。

時入九月，物議已經酵到一個高峰，行臺終于再次聲平息輿情，盛贊肅祖能夠力破高門封禁，廣納南北英流，鋪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才能再造諸夏新生。

可是經過此前一系列的鋪墊，不獨中朝晉世被直接割離出了江東，就連中宗元帝都成了被高門把持的傀儡。晉世諸帝，唯一被行臺標榜推崇的只剩下了一個先帝肅祖，還僅僅只是一個肇始之謀，最終仍是功成于梁王沈維周。

九月中，皇帝回歸瑯琊故國，祭拜先祖，之后登臺詔告天下，請歸命于天，以枝凌干是為奪嫡，客寄遠鄉是為失國，孤臣不救是為負義，幽居不朝是為絕眾，如此諸種俱非人主姿態，寧守于故、不貪于大，絕不竊功忝享。

行臺屢請封還詔令而不獲允，梁王沈維周輟事十日，泣祭于龍門，相約群臣共尊肅祖，稱以義主，推以北伐元功，立祀以饗。

如此，長達三個多月的典午歸命正式落下帷幕。而諸夏之地也很罕見的，最高權力突然出現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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