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著這個推論,”郎喬吊著一雙和眼睛差不多大的黑眼圈,幽幽地說,“要么是吳廣川從太平間里爬出來了,要么是當年那案子,咱們認錯了人,真兇在二十多年以后又重新出來作案。”
“一個人成功作案六起,警察連個鬼影都沒抓住,還配合他找了個替死鬼,正常人都得得意成變態,何況真變態,他會消停這么多年嗎?”駱聞舟說,“要真是當年錯認了真兇,這二十多年夠他殺完一個萬人坑了。”
郎喬扭過頭:“駱隊,我聽你說話好瘆得慌。”
“我聽你說話也挺瘆得慌。”駱聞舟把筆桿在手心里轉了一圈,“不管怎么樣吧,我已經讓人去曲桐家蹲點了,先查扔u盤的人。”
“不是我說,夠嗆能查出來,”郎喬說,“我剛問過了,曲桐他們家住在一個老小區里,物業一個月三十還總有人拖著不交,基本就是‘我家大門常打開’的狀態,上個月剛失過竊。你想想,有人從你家拿點什么走都抓不著,別說扔點什么了。”
陶然問:“其他線索呢?”
“u盤是那種最普通的便宜貨,網上一模一樣的能搜出好幾百頁來,擦得很干凈,半個指紋都沒有。錄音內容,技術那邊正在加緊分析,但嫌疑人有明顯的反偵察意識,”駱聞舟頓了頓,搖搖頭,“結果恐怕不樂觀。”
有線索的可能性很小,女孩還活著的可能性也很小。
黃金七十二小時已經過去了,送給女孩父母的錄音也更像是某種自鳴得意的“總結”——我還在,我依然是勝利者,你們抓不住我。
“其實還有一個思路,”陶然在旁邊沉吟片刻,又說,“案發當晚,周圍會有什么人經過?當時我們排查了周圍幾個景區、園區以及主要道路的監控,如果帶走女孩的人是恰好開車經過,他很難不留下痕跡,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都沒從這條途徑找到什么線索,所以有沒有可能是這樣,這個人一直在跟蹤曲桐——或者他的目標是那輛車上某個差不多的女孩,結果恰好碰上了劫持事件。”
郎喬聽到這,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說,跟蹤和尾隨不是一蹴而就的!”
學生們夏令營最后一天去了近郊,但此前卻一直是在市區的學校附近活動的,如果那個神秘的綁匪尾隨了其中某一個人,那他在市區里隱藏形跡的困難要大得多,交通監控、周圍的常住居民很有可能會注意到他!
郎喬立刻站起來:“我去安排。”
“我安排過了,”駱聞舟沖她一擺手,“你先坐吧,那天查完案發地,又沒找到可疑人物的時候,我就讓人順著他們班幾個女孩之前的行蹤排查了一遍。十八個學生里有十一個女孩,都是和曲桐年齡相仿的,其中體貌特征近似的有六個,即使把重點放在這六個人身上,查她們每天去了哪,和什么人擦肩而過過,也涉及上百人,通過現場測量,我們只知道這個人穿四十二碼的鞋,信息太少,這個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能肯定,除非他自己表現得很可疑,就目前來看,顯然沒有。”
陸有良在旁邊聽著,忍不住嘆了口氣,自認即使是他親自坐鎮,也不可能更周全了,可有時候,時機與運氣真是缺一不可。
“當年的綁匪是直接給受害人家里打電話,現在知道我們能追蹤了,就換成了來無影去無蹤的投遞,還真是挺與時俱進的。”郎喬嘆了口氣,“這是不是也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駱聞舟話音一頓,又說:“我記得當年的受害人一直活不見人死不見尸,最后究竟憑什么認為吳廣川就是連環綁架事件的嫌疑人?就因為他手里那幾套帶血的小孩衣服嗎?”
“不是,當年辦案不太規范,但也沒有那么不規范,”陸局說,“除了那幾套被剪碎的衣服,認定嫌疑人就是吳廣川的原因主要是還是第七個女孩,她身上留有遭到性侵的證據,而且本人醒過來以后,也指認了吳廣川。那孩子叫什么來著?好像姓蘇,蘇……”
“蘇筱嵐。”陶然說,“我師父的筆記本上提到過,是嫌疑人吳廣川的學生。”
“對,是這個,”陸局想了半天,實在是無能為力,只好嘆了口氣,“唉,時間太長,上歲數了腦子不好,不少事記不清了,你們調檔吧。”
駱聞舟用腳尖踢了沒眼力勁兒的郎喬一眼,郎喬反應過來,趕忙應了一聲,跑去辦手續。
陸局親自點名,舊案的檔案調得很快,比楊老的筆記更詳細客觀的記錄終于拂開了二十年的灰塵,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對,應該就是這個女孩。”陸局抽出其中一張照片。
因為當事人還活著,而且恐怕不想被打擾,楊老的私人筆記里并沒有保留她的照片。
第七個受害人蘇筱嵐是個非常好看的小姑娘,杏核眼,眼角修長,往兩鬢挑著,拍照的時候她化了一點妝,顯得唇紅齒白,托腮面向鏡頭,又有一股奇異的早熟氣質。
“蘇筱嵐當時是錦繡中學的學生,案發時正在念初二。”
郎喬奇怪地問:“不是說那女孩家庭環境很差,丟了好幾天家長都不知道嗎,怎么能上得起當時的私立?”
“她是舞蹈特長生,小學的校舞蹈隊老師很喜歡她,直接把她推薦到錦繡的,當年錦繡招的特長生都可以減免學雜費。不過一來是因為家庭環境差異,二來也是舞蹈隊一直要訓練,蘇筱嵐總是缺課,久而久之,在學校里一直和同齡人格格不入,也沒什么朋友,吳廣川是她初一時的班主任,利用了這一點,多次誘騙、脅迫女孩,對她實施侵犯。”
“這就奇怪了,”陶然忍不住插話,“如果吳廣川綁架并殺害了六個女孩,為什么單單讓這個女孩活下來了?”
“我那會剛工作,在專案組里干的都是跑腿的活,參與不多,”陸局回憶了片刻,“兇手已經死了,再逼問他動機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事都是前輩們事后寫總結時的推測,原因大概有兩個——第一,蘇筱嵐和吳廣川交往密切的事,周圍很多人都知道,一旦蘇筱嵐出事,警方很容易找上他,所以對于兇手來說,蘇筱嵐是個風險很高的目標。當時甚至有個前輩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其他六個女孩很可能都是蘇筱嵐的替代品。”
“第二個就純粹是我們的猜想了——和別的受害人不一樣,蘇筱嵐家庭情況特殊,兇手沒辦法通過打電話的方式折磨蘇筱嵐的家人,如果打電話這個過程對于兇手的來說,有什么特殊意義和目的,那他在蘇筱嵐身上沒有辦法獲得這種滿足感。”
整個過程聽起來似乎沒什么問題,人證物證俱在,邏輯與心理動機上也說得通。唯一的問題就是,既然二十年前舊案的兇手已經歸西,那是誰帶走了曲桐?
誰還會知道鐵鉛筆盒和小鈴鐺細節?
恐怕只有郭菲一案的受害人家屬……以及當年經手這案子的老刑警了,也包括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