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葉子農在柏林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已經沒有記者尾隨了。

回到柏林已經半個多月了，剛回來的幾天總是一出門就會被蹲守的記者包圍，葉子農也就納悶了，這么冷的天他們是怎么堅持的？葉子農既沒有刻意躲避，也沒有刻意糾纏，而是像平常一樣生活，該待在屋里就待在屋里，該出去吃飯就出去吃飯。對于記者的追堵，他的對策是沉默，任憑記者使盡招數就是一句話不說。就這樣一天、兩天、三天……記者總榨不出有新聞價值的東西，漸漸蹲守的記者就少了，再后來就沒有了。如果說剛出事的那幾天他還不適應的話，那么現在他已經逐漸適應了，畢竟他對這一切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餐館不大，顧客卻不少，不到1平方米的餐廳里還顯得有些嘈雜。葉子農要了一盤意大利面，獨自在一張餐桌吃飯。葉子農不知道，旁邊桌子的一個歐洲男子一直在看他，想必是從電視新聞的記憶中認出了葉子農。這個男子和女朋友吃過飯要走時，就在經過葉子農身邊的這一刻，男子突然站住了，把剛擦過嘴的一團紙巾故意扔進葉子農的盤子里，然后鄙夷與挑釁地瞪著葉子農，等著葉子農的反應。

葉子農抬頭看了一眼，平靜地用手把那團紙巾拿開，繼續吃飯。

男子帶著女朋友揚長而去，臨走還用英語而不是德語扔了一句：“垃圾”

吃完飯，葉子農開車回家。

由于記者都撤走了，諾伊瑟爾街葉子農租住的那棟樓附近又恢復了以前的常態，樓前的路兩邊沒有那么多車了，也沒有人圍觀了。葉子農開車快到往常的停車位時，忽然看到路邊人行道上站著一個眼熟的身影，再近一點看清楚了，那人竟是老九。

葉子農下車后既沒跟老九握手也沒寒暄，而是責怪地說：“哎喲，九哥，你也不看看這都啥時候了；你這個時候來不是沒事找事嘛”

老九笑著說：“啥時候？我想看朋友就來了，不用偷偷摸摸。”

葉子農問：“還沒吃飯吧”

老九說：“我沒心情吃。你呢”

葉子農說：“我剛吃過。”

老九說：“電話沒人接，想著你就是吃飯去了。”

葉子農說：“那先找個地方吃飯吧。”

老九說：“我找你有事，這會兒真沒心情吃飯。”

葉子農說：“那也得吃飯哪。咱別在這兒傻站著；別一會兒再把記者招來了。”

老九說：“上樓吧，先說事。”

葉子農得著老九了。

屋里還是原先那個老樣子，沒有比以前更臟亂，也沒有比以前變干凈；至少從屋里的狀態還看不出最近的事件對葉子農的生活有多大影響。老九進屋放下旅行包脫了棉衣，看大茶缸里有剩茶根，就拿起茶缸去廚房倒掉，這時葉子農正在廚房準備燒水，怕老九不熟悉倒剩茶的程序，就接過來用專門的小笊籬把茶葉濾出，這樣就不會造成水道堵塞了。

葉子農邊干活兒邊問：“啥事這么當緊”

老九說：“先說點雜事吧，布蘭迪找過我；林雪紅也找過我。”

老九找情說了下。

葉子農聽完，說：“你轉告布蘭迪：一、謝謝。二、這事過去了。”

老九說：“布蘭迪從新聞一出來就應該知道怎么回事了，可他一直沒吱聲，直到喬治干預了他才有反應；他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葉子農說：“布蘭迪不清楚內幕；頂多有點懷疑。如果是總部策劃的；他匯報上去有意義嗎？如果跟總部沒關系，他上報這個表示什么意思呢？就算我需要他幫忙；我跟布蘭迪啥關系？還遠沒到兩肋插刀吧，咱憑啥要求人家。”

老九說：“這么一說也是。再就是林雪紅托我問問，看能不能來看看你，她說如果不是因為她的事你也落不到這種地步；她挺過意不去的。”

葉子農說：“你轉告她：別這么抬舉自己，她沒這么大能量。”

老九一怔，說：“這太傷人了吧”

葉子農說：“哦，那就讓她一直內疚著，這咱心里就踏實了？”

老九想了一下，說：“嗯，嗯，我明白了。”

葉子農干完碎活兒，從冰箱里拿出一個袋裝的小面包和兩個白球形的奶油巧克力，用餐刀把面包切成兩瓣，將兩個奶油巧克力塞進去，壓扁，遞給老九說“先墊兩。”

老九咬了一，滿意地說：“你可真會吃啊。”

葉子農說：“巧克力是戴夢巖送的，我哪兒會買這種東西。”

老九笑笑，說：“俺想說又不敢說呢，行啊你，給夢姐弄到手了。”

葉子農說：“嘿，咱再不自量，也沒昏頭到敢打夢姐的主意。這回是夢姐走眼了，愣把一塊土坷垃看成巧克力，啥眼神啊。咱是豪門宴上的土包子，甭湊，湊到一塊都別扭。”

老九一。

老九幾就把小面包吃完了，洗洗手，兩人到了客廳。這次葉子農不讓老九坐那只塑料凳子了，而是把木凳子讓給老九。

葉子農問：“啥當緊的事”

老九說：“你還問我？你不知道你現在有危險嗎？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來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這兒跟你耗著，紅川我已經耗過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葉子農說：“九哥，你這么惦記兄弟，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說謝太輕薄……可你真不該這個時候來，特別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個漢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別嫌我說話難聽，我這兒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老九說：“我想等你光鮮了沾你光，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種，可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這不是來了嘛，咱有個臺階就下來，沒人說你膽小鬼。”葉子農笑了，說：“九哥，咱不是好漢，不管是眼前的虧還是將來的虧，只要是該咱吃的虧咱都吃，咱就是做膽小鬼也得做個童叟無欺的不是？不用誰給順個梯子。”

老九說：“不是好漢，也不在乎孬種膽小鬼，那就更沒啥了，趕快離開這里。”

葉子農說：“也不趕快，也不趕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話當局是不會再給延續了，到那時候我就滾蛋唄。”

老九不解地問：“那你在這兒耗啥呢？跟誰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險嗎？你這么好使的腦子咋這點事看不明白呢”

葉子農不說話了，點上一支煙靜靜地抽煙，想著什么。

老九著急，催促道：“說話呀。”

這時廚房里的水燒開了，傳來蜂鳴的聲音。葉子農把大半支煙搭在煙灰缸邊上，卻并沒有去廚房，而是去了臥室，從床頭柜的抽屜里拿出兩張紙過來遞給老九，這才去廚房。

老九一看，驚呆了，竟是葉子農的遺囑。遺囑一式兩份，內容都一樣，分別用中文、英文和德文書寫，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遺囑很短，內容是：

如我有不測，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讓我順煙飄了，請尊重我這個愿望，謝謝！

葉子農199年月7日柏林葉子農到廚房沖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廳，倒上兩杯，這情形似曾相識，幾乎就是兩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時的老九卻一點也沒感到親切。

老九拿著遺囑慍怒地說：“你傻呀？還是匹夫之勇？”

葉子農從煙缸拿起已經燃了一大半的煙抽了一，說：“不想拿出來的，這不是被你逼得沒轍了嘛，這東西也只是預備萬一的。”

老九發火地問：“可你為啥呀？跟誰呀”

葉子農說：“跟誰都沒關系，也不為啥，就是個人的一種態度。你跟趙一曼說：別打鬼子了，要丟命的。你跟貪官說：別貪了，要殺頭的。有用嗎？沒用。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價值觀里，我也一樣，我就這德行，只能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問：“你啥德行”

葉子農說：“我認為，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與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極端主義，不是恐怖主義，不是歪說、邪教，是社會科學，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發現和解釋，是認識事物的方法，是講因果、講實事求是。如果因為認同馬克思主義就得被嚇得縮起來，我會覺得羞恥。這不是跟誰斗爭，這只是我對這個事物的態度，如果這個態度必須得以支付生命為條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說，也不趕快也不趕慢。趕快，是被極端主義嚇倒了，揣上個這心病過日子，那還過個啥勁呢？趕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嗎非跟活過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過平常日子的。再往大點說，咱不是過好的也不是過壞的，咱是過條件可能的，包括了價值觀的這個條件。”

老九說：“那還是沒排除危險嘛”

葉子農說：“我不否認有一定概率的危險，但是也別放大了。人類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數字要遠遠大于謀殺，人就不生活了？危險不是來自民主、愛國，而是來自打著各種漂亮旗號的極端主義。不管是民主的極端主義還是愛國的極端主義，不管是種族的極端主義還是宗教的極端主義，都是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就是歐洲獨有的嗎？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極端的人、極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無法否定葉子農的觀點，也就無從說服葉子農。老九并不知道布蘭迪曾經用過一句話評價葉子農：你是我見過的最有頭腦的傻瓜。但是此時此刻，他心里想說的正是這句話。他從葉子農身上感到了一種精神，一種氣場，卻又說不清，道不明。

葉子農說：“九哥，你硬要耗著，我也趕不走你，但是耗著沒有意義，咱們之間起碼的尊重總得有吧。你來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經溫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無望卻又無法放棄……終于說：“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筆記交給我帶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葉子農笑了笑，說：“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實踐者，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干來得簡單。那些筆記只是個人認識的形成過程，很個人的東西，沒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說：“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個證據證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對民主，也不是漢奸。你連遺囑都寫了，我也就不避諱啥了，我這也是預備萬一。”

葉子農說：“現在是敏感期，本來沒事，你這一帶就有可能被海關歧讀了，只要被歧讀就會被放大，媒體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說你是幫我呢？

還是給我找事呢？

老九一聽，語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葉子農想了想，說：“本來我是聽天由命了，九哥既然來了，那就幫我個忙吧。”

老九問：“哈忙”

葉子農說：“我把東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隨你了。我覺得當局不會再給我延續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東西，這很正常。我郵寄自己的東西沒事，你單獨攜帶是非人物的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東西，就可能有事。”老九點點頭說：“嗯，有道理。”

葉子農說：“我要沒事，這些東西對我個人很重要，咱就這點嗜好。萬一有事了，這些東西就由你處置，銷毀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個原則：不能公開。”

老九不解了，說：“為啥不能公開？不公開怎么證明你？漢奸，反民主，這是多臭的名聲啊，人都沒了還背個臭名？”

葉子農說：“于公于私，都不能公開。”

老九則說：“于公于私，都應該公開。”

葉子農說：“于公說，經過部長事件這么一折騰，那個叫葉子農的人儼然已經是理論專家了，專家有影響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說完就算了，就得有點社會擔當了。問題是那些碎紙片的文字僅僅是我的個人認識，或者說僅僅是我的認識能力所能認識的，對錯咱都自己揣著，不妨礙誰。一公開就不同了，多少都有點影響性，而咱的觀點未必是對的，或者在某一點上是對的，放到宏觀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錯的。我還是那個觀點，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干來得簡單。要知道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都是在輿論引導下完成的，大眾不可能個個都具備獨立、精透的辨別能力。咱既然被扣了個專家的帽子，就不能隨便說話了，咱既不能干擾正確的，也不能誤導認識能力比咱還不如的，這是一個能被稱為專家的人起碼的社會良心。如果是聽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沒辦法。如果你九哥肯幫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質了，就得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個人臭不臭名的還算個啥”

老九問：“那于私呢”

葉子農說：“于私說，你把這些碎紙片抖出去，沒人理睬還好，一旦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進長矛大刀的圈子了，憤青罵、反對的罵，只要是看你觀點不順眼的都會罵，你說俺這人都沒了你還不讓俺清靜清靜。”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終于又拿起那份遺囑，說：“你要么把這個撕了，要么重寫。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寫了一行字，寫給誰呢”

葉子農說：“這么有違習俗的事寫給誰合適啊？誰趕上算誰的。”

老九說：“就算真有事，連塊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絕嗎？”

葉子農笑著說：“都挺忙的，不來吧顯得不仗義，來吧你說有啥好看的？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記我。你又能管我幾年？將來沒人管了，俺這荒凄凄的更可憐。”

兩人正在談遺囑和筆記的事，忽然聽見門鈴響了。

葉子農走過去拿起話筒，用德語問：“誰呀”

來人講的是純正北京話：“我們不是記者，是民主聯盟的，找你有事。”

葉子農就用普通話回答：“家里有客人，請改天吧。”

來人說：“我們可以在下面等，就幾句話的事。”

葉子農想了想，還是打開了單元門。不大會兒，隨著上樓梯的腳步聲越來越近，葉子農把房門也打開，等著來訪者。

來了兩個人，一個4多歲的樣子，瘦瘦的，戴副眼鏡。一個多歲的模樣，身材比較健壯，皮膚略黑一些，也戴著一副眼鏡。

年齡大點的這人一見面就介紹道：“我是張立波，大學教授，之前在北京就職。這位是鄭楠，之前在北京讀大三。”然后看看老九，問，“這位是……”

葉子農說：“朋友，來看房的。”

張立波問：“要處理房子嗎？”

葉子農說：“居留還有幾個月就到期了，該打理的打理一下。”

長立波說：“如果你能有一個正確的表態，我認為續簽的可能還是很大的。”葉子農拿出兩個塑料凳子擺上，說：“坐吧。找我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