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志伯抱回他那間不足十平方的臥室，為他蓋上被子便與蓁蓁離開。

剛出門口，電話就響起了，是悅桐的來電：“阿慕，你猜對了，這宗案子果然與邪教有關。”

“知道是什么教派嗎？”我焦急問道。

“基督教。”聽見這話，我差點沒摔倒。

“你又找我樂子了。”我無奈地說。如果是其他人跟我開這樣的玩笑，我一定會問候她母親，但是悅桐就算是怎樣耍我，我也只能認命了，誰叫我欠她的。

“從死者書包里找到的那張紙，經常處理后已能看清楚上面的字跡，上面寫著的不是‘信什么得水牛’，而是‘信上帝得永生’，下面是一些關于基督教的介紹，還寫上了附近一間教堂的地址。而自行車齒輪上的植物殘渣經化驗后證實是薰衣草，你也許該到那間教堂附近看看。”

志伯不是說，五十多年前的化尸事件現場也發現薰衣草嗎？難道兩名死者因為去過同一個地方而遇害？

“死者的身份確認了嗎？”這個問題很重要，不能確定死者的身份，調查方向就容易出現偏差。

“已經確認了，經過dna檢測證實他就是周少龍。”

結束與悅桐的通話后，我撥了個電話給流年詢問首級睜目是否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性非常低，但也不能說絕不可能。人在死亡之后一段較短的時間內，有可能出現肌肉收縮的現象，因此而睜開眼睛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但是發生機率恐怕只數十萬分之一。像你說那樣，死后三年還能睜眼，可能性就更低了，也許只有億萬分之一，只可以說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之所以特意請教流年，無非是為了證實志伯是不是喝醉了說胡話，既然流年說有這個可能，那么志伯的話便有一定的可信性。

掛掉電話后，我和蓁蓁來一間位于懷石中學與周屋村之間的孤兒院，其位置距離那兩宗事隔五十多年的化尸案件的發生地并不遠。這間孤兒院名為史密斯兒童福利院，看樣子應該是非政府機構。我們之所以會來這里，是因為孤兒院里有一間教堂，而那張手寫宣傳單上所說的教堂就是這一間。

教堂的規模不大，采用歐式巴洛克風格，應該建于民國初期，恐怕已經有超過一百年歷史。不過，看樣子還挺堅固的，不像現在那些豆腐渣工程，三五十年就已經被列為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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