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的演講結束后，趙北又主持了議員宣誓儀式，發了大煙癮，無法參加會議，還有一些議員扔了證章不辭而別，使得議員人數減少了近十分之一，不過到底還是湊夠了開院最低人數，倒是沒有耽誤選舉各級民政長官。

按照趙北和黎元洪的約定，每個候選位置都有四名候選人，一人由湖北都督推薦，一人由湖北議長推薦，另外兩人則由地方士紳共同推舉，選舉分兩次，第一次淘汰得票數靠后的兩名，第二次選舉則在勝出的兩人之間進行，得票多者即勝出，簡單多數。

在趙北看來，這種選舉辦法確實太過簡陋，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不過對于這個時代的國人來說，這已經是破天荒的壯舉了。考慮到選舉出來的人未必能讓趙北滿意，而且也未必都是共和分子，所以，在議院開院之前幾天，趙北已搶先組建了“督政處”，直轄于共和軍總司令部，對所有的民政長官均有法律上的監督權，而且只對總司令一人負責，這個部門是專門用來監督官員的，表面上是防止官員貪贓枉法，但同時更是趙北的一條看門狗，負責搜集官員們的黑材料，必要時就能派上用場。

對于督政處的存在，黎元洪等人曾表示過異議，但趙北一句“肅貪”就將所有的異議壓了下去。

其實，趙北自己也想這么麻煩，他很想做一個軍事強人，大權獨攬，但問題在于，作為一個穿越者，他很清楚這個時代革命者的口號是什么，所以，只能采取這種辦法來控制民政事務，或許，等他實力足夠強大的時候，就用不著這么麻煩了。現在他還是“革命先鋒”，如果硬學袁世凱，逆時代潮流而動，那么，革命者的下一個革命對象恐怕就是他趙北了。

但另一方面，對于地方自治，趙北卻是完全放手，由各地方軍政分府自行處理，在他看來，中國地方太大，各地民情、風俗、習慣、經濟各有特點，事無巨細的舉國一盤棋是不現實的，與其摁著牛頭強飲，倒不如由他們自己去辦，辦不好是他們的過錯，辦好了利國利民，也可減少省政府的財政開支，何樂而不為？而且現在基層干部嚴重不足，僅靠軍政府派遣官員根本無法滿足地方政務需要，與其大包大攬，還不如暫時放權，擴大軍政府地統治基礎。

以縣為單位進行地方自治的嘗試，這并不是軍政府的創舉，早在幾年前，清廷就已開始了類似的嘗試，但那是掛羊頭賣狗肉。

這里頭的關鍵是要防止土豪劣紳把持地方。

自從清末廢除科舉之后，鄉村的“痞化”就已加速，“書呆子”士紳紛紛跑到城里謀生糊口，這些人雖然迂腐，但好歹還有那么點禮義廉恥，又沒有什么政界背景，不敢放肆欺壓百姓，平時百姓遇到冤屈，也可請他們出面代為申冤，這些人可稱“良紳”，他們也正是封建時代各個王朝維持基層秩序的基石，什么時候他們消失了，什么時候鄉村就會“盜匪”紛起，因為百姓已無處申冤，社會的頂層與底層發生斷裂，坍塌只是時間問題了，這些良紳家境通常都不怎么樣，唯一地發跡途徑就是科舉，科舉一廢，縻食無著，他們就只能跑去城市謀求出路；至于那些沒去城里謀生的士紳，因為家境好，甚至就是官宦人家，不需為衣食發愁，不需為前途奔忙，他們也就沒必要用心讀書，平日里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這就是所謂的“劣紳”，這些人仗著財勢，魚肉鄉里，橫行一方，如果地方自治權利落在他們手里，將對趙北的事業造成負面影響，對此，不得不防。

但目前來說，趙北還沒找到合適的方法去阻止劣紳把持鄉村，數千年地宗法制度已將底層百姓變得麻木不仁，民智不開，就無法指望百姓與鄉紳對抗，“鋤社”雖已在幾個試點建立起來，但目前還無法承擔改造農村的任務。現在暫時只能寄希望于盡快將時政宣講員派到鄉村，以便將社會底層與頂層重新連接起來，使得下情能夠上達，改變清末以來那種“瞞上欺下”的局面。

一個農業社會。在向工業化邁進地時候。必然會出現許多丑惡現象。作為穿越者。所能做地就是將其限制在最低程度。不使其腐蝕社會肌體。徹底消滅是不現實地。那只會使人走火入魔。地方自治作為一種應急手段。必然有它地缺點。但瑕不掩瑜。地方自治所帶來地好處也是必須考慮地。軍政府地統治基礎需要擴大。必須將鄉村里地縉紳力量吸收進軍政府。因為他們才是這個時代鄉村力量地代表。他們不僅控制著鄉村地全部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同時也控制著全部地社會資源。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鄉村地“民心”。

僅有一個省議院

地。各縣自治會也必須組建起來。用這個政治工具將共和軍地戰車。現在北方地袁世凱打著地方自治地幌子在收買人心。在這場人心爭奪戰中。趙北絕不允許自己落在下風。

地方自治可以。但是兵權和司法權必須掌握在軍政府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