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與國點間根本就沒有什么真正的友誼，切都是利西，凹永利益。

中國與英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取決于國家利益，同理，俄國與英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也取決于國家利益。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能夠理解為什么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會用承認俄國新政府的地位來換取俄國新政府繼續對德戰爭的外交行動了。

而這個。外交行動在施肇基眼里卻并不陌生，實際上，當年中國爆發“戊申革命”之后，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也在是否對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給予外交承認的問題上進行過類似的要挾，只不過當時兩國政府所看重的是在華特權，而不是國際戰爭。

這就是國際外交行動的準則，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外交官就是執行這一行動的人，雖然手里沒有刀槍棍棒但是他們的背后卻站著一個，手持刀槍棍棒的主權國家和強勢政府，沒有主權國家和強勢政府的支持，這種外交行動也是無法實施的，所謂“弱國無外交”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俄國不是當年的中國。俄國畢竟是一個列強，幅員遼闊，國力不容小覷，雖然現在爆發了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但是誰也不敢輕視這頭蟄伏的北極熊，所以，即使是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在對俄政策上也是非常謹慎的，它們并沒有直接威脅說要支持沙皇復辟，而僅僅只是派了兩名外交官過來“探聽”一下俄國臨時政府的對德政策。

施肇基很了解目前的俄國政治形勢，在他看來，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擔心俄國新政府可能會退出對德戰爭，這并非是杞人憂天，這實際上是由目前俄國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決定的。

這場反對沙皇制度的俄國革命爆發之后。俄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政治力量都不同程度的參與了這場革命。而在革命者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之后，在城里一度出現了兩個并立的政權實體，一個是“杜馬委員會”其主要成員來自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主張立憲主義政策，一個是“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其主要成員來自革命士兵和社會下層人士。以及部分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知識階層，這兩個并立的政權實體在政治主張上并不一致，甚至分歧很大，而臨時政府的成立實際上是后者向前者施加壓力的結果，也是兩者互相妥協的結果。

現在，杜馬委員會中的一些人主張繼續對德作戰，而蘇維埃中的一些人主張立即退出戰爭，兩派爭執得非常激烈，到底哪一方的主張將會占據上風，目前還看不清楚，所以，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都沒有立即給予臨時政府外交上的正式承認，實際上，兩國駐俄大使先生現在的身份是臨時代辦，施肇基也是一樣。

如果沙皇接受了臨時政府的建議，立即宣布退位的話，那么目前的俄國形勢也不會這么復雜，可是偏偏那位沙皇陛下聽從了身邊寵臣兼預家拉斯普廷的建議，拒絕交出皇位，而且正在召集忠于沙皇的將軍和高級軍官，準備用武力奪回彼得格勒，奪回權力。

與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的立場相配合，德國政府在看到沙皇拒絕退位之后。也立即下令前線的德軍部隊暫時停止了向俄軍陣地的進攻，至于德國政府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目前也只能猜測，而多數人包括施肇基在內，都認為德國政府此舉是想坐山觀虎斗，等俄國的保皇分子和共和分子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德軍將選擇合適的時機發動進攻。輕易的解決東線戰事。

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當然著急，俄國革命會導致什么后果。它們目前并不關心，它們只關心俄國軍隊是否會繼續在東線分擔協約國所承受的軍事壓力，如果俄國的共和派不能保證繼續對德作戰的話，那么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將不得不考慮支持沙皇奪回權力，雖然兩國政府也非常清楚，現在的沙皇已經完全失去了國民的信任，即使能夠勉強奪回權力，俄軍到底還能有多少戰斗力很成問題，不過既然美國現在仍未對德宣戰，那么。英國和法國就只能先穩住東線戰局再說別的。

這就是英國駐俄大使和法國駐俄大使趕到冬宮會晤俄國臨時政府首腦的背景，不過兩人也與施肇基一樣，在會議室里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冷板凳，始終不見有人來接待他們，就連咖啡涼了也沒人過來替他們更換。

革命所造成的混亂與人心惶惶，由此可見一斑，對此，施肇基也是深有體會，見此情景，不由暗暗慶幸，當年“戊申革命”沒有持續太長時間。說起來，袁世凱對于“速定共和”確實是有功勞的，雖然他未必是出于公心。

三位大使先生就這么坐在會議室的沙發上，偶爾交談幾句，也都是關于俄國形勢的，至于遠東形勢，到是提也沒提，或許，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現在根本就沒有工夫關心遠東問題。

直到快中午的時候，那位臨時政府的首腦勒沃夫公爵才趕到會議室。二駐俄外交官講行面談，由千施肇基只是負責涕旱份出俄國租界事變的外交備忘錄，因此他很快就結束了與勒沃夫公爵的會談，告辭之后，帶著助手匆匆離開了冬宮，乘上馬車，趕回中國駐彼得格勒大使館。

此時，天已放晴，但是溫度依然很低，馬車的窗戶玻璃上很快蒙上了一層霧氣。

施津基抬起手，擦了擦玻璃上的霧氣，向車窗外頭望了過去，沿途可以看見一些游、行的俄國工人和士兵，而從他們戴在胳膊上的臂章來看，他們的主張不盡相同。

施肇基坐了回去，閉上眼睛，他回想起了當初奉命赴俄之前在絞，帥堂接受的那個。特殊任務，而那個任務是由總統親自交代給他的，就是命令施肇基利用一切渠道和手段。跟蹤那些關于“國際過激派”的消息。哪怕是街頭的傳聞也不能放過。

施肇基明白總統說的那個“國際過激派。指的是什么，他也認真研究過他們的理論，并被他們的理論所震撼，他曾認真的分析過，他認為。一旦將這些理論付諸實施，先不論理論本身是否高明，但是至少會給世界帶來劇烈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