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惔一愣：“你這是什么意思？”
王揚看著柳惔的眼睛：
“我可以救出柳憕，但前提是，你只信我一個人。”
柳惔看著王揚嚴肅的表情，神色驚疑不定，抓著王揚胳膊的手，一點點松開.......
......
暗夜昏燈，小院仄巷。
兩個小奴在打掃院落，幾個穿著粗麻衣的苦力漢子，正往院里搬家具。
院中站著四個身材高大的男子，衣服光鮮，腰間皆佩短刀，緊盯房門，眼神很是銳利。
門后，一個穿著長相都很富態的男人，正打量著房中陳設，微微皺眉：
“這兒也太簡陋了點，這樣，先委屈你暫時住一夜，等明天我給你尋個好宅子。”
劉寅倒好茶，把茶盞一推：
“翟管事請。”
“哦，多謝多謝。”
翟管事看了眼茶盞，并沒有喝。
“你這件事王爺批了四個字——‘非戰之罪’。王爺說了，你雖然有過，但主要責任不在你。荊州這攤事確實難辦，換誰來都不輕松。”
劉寅嘆道：“王爺體恤，劉寅慚愧。”
翟管事話風一轉：
“只是這個案子太大，王爺也沒法保你。官復原職是不可能了。但也不會一直讓你在這兒做參軍。你先做到年底，放心，我已經和治中從事（省|秘書|長，省|辦公|廳一把手）殷曇粲打好招呼了，大的事情不會有。等風聲過了，會找機會給你調到江州去，做刑獄參軍（司法|局局|長）然后看你自己的了。只要連續三年考績是上等，就可以名正順地調你回京。刑獄是你本行，應該不難吧？”
劉寅鄭重一拱手：
“我必盡全力，不負王爺恩典。”
“好，你的話我會帶給王爺。不過你新失勢，雖然有殷曇粲周旋，但麻煩不會少，這段時間你最好不要再惹人眼。王爺的意思是，你先把賬目過給我，由我代管，等確定安全了，再交還給你。”
“現在嗎？”
“當然，早點交接，對你其實是件好事。你放心，這些生意都是你經營的，功勞苦勞王爺都看在眼里。我只是代管。在這件事上，王爺更信任的還是你。再說我還有王府的差事，也不會在荊州久留。等到你徹底過了關，我就完璧歸趙。”
劉寅皺眉道：
“翟管事這話錯了，生意是王爺的，我和你一樣是代管，怎么談得上‘完璧歸趙’呢？我本戴罪之身，王爺不責罰，已是莫大的恩賞，還有什么顏面再管賬目？”
翟管事笑道：
“是我說錯了。不過你也不要這么說，王爺對你的才能，還是看重的。荊、江兩州是王爺的錢袋子，換我來要是進賬少了，少得還要挨罵，說實話，要不是王爺下令，這活兒我還真不想接。但愿你能盡早站穩腳，我趕緊卸下這擔子，回京交差。”
“那就辛苦翟管事了，我去拿賬冊。”
“有勞。”
劉寅去了內室，沒一會兒抱著一只木匣出來，放到翟管事面前：
“都在這兒里。”
翟管事打開木匣，取出賬冊，疑惑道：“怎么這么少......”
油燈乍滅。
劉寅一把捂住翟管事的嘴，匕首猛捅左胸！
燈滅的同時，院外一個小奴打翻了泔水桶，餿水濺到了四個佩刀男子的衣褲。在他們咒罵低頭的瞬間，院內正在搬家具的苦力們突然健步如飛，從四人背后一擁而上，匕首亂捅！
屋外一片猩紅溫熱，地面黏膩成泥。
屋內翟管事的口鼻被一只蒼白的手掌死死封住，只能發出含混不清的悶哼聲，鮮血順著匕首刃汩汩涌出，很快打濕了他胸前的衣襟。
劉寅額頭浸汗，一下一下地用力捅著，同時在翟管事耳邊說道：
“給，王爺，托夢，我劉寅的命，不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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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晉時沿前例，詔令起草后便下尚書，至東晉時改為先由門下省審署。其實一般史料文獻很少保存詔文的完整格式（包括正文內容也常有縮略）《文館詞林》里的稍稍完整一些，而《文館詞林》中的所有南朝詔書都是以“門下”為題頭的，而非兩漢時期的“制詔”。《隋書·百官志》載陳朝發詔程序：“作詔章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所以詔書開頭是門下。
當然，還有一種“中詔”的形式，是不經門下省的，以后會寫到。
ps受近代西洋文學觀的影響，談到文學首先想到詩歌、戲劇、小說，似乎它們比其他門類更像“文學”（其實是更像近代英語世界中的literature）。這種視角延伸至關于詔令文體的文學研究中，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忽視詔令的文學性，造成嚴重的刻板印象，比如.....算了，例子太多又得罪人，不舉了。
二是對詔令的研究限于什么比喻，什么壯闊，什么雄奇這種印象式的把握，停留在表面風格的層面，缺少問題意識與方法自覺，這就讓研究淪為閱讀欣賞類的“浮詞”或者如教科書般“有結論、無思考”的文字。
其實重回六朝的歷史語境中，詔令乃當之無愧的第一流文字。草詔者亦必臻一時之選，以第一流之文人作第一流之文字，豈非文學之盛事？（王融現在是中書侍郎，也是負責草詔的臣子之一）故中古文學極重之，《文心雕龍》、《文選》皆辟其門，《顏氏家訓》“文章篇”、《文筆式》亦列其目。余嘉錫考《隋書經籍志》晉朝之詔令所著錄凡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較唐大詔令多至三倍”，詔令于當時亦入集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轉入史部，然猶未為定準。
《論衡》“以文書御天下”，南朝則是“以詔令御天下”。這里并非指天子如何借助詔書對臣下發出命令，而是當面對半壁江山的正統危機時，在詔令文辭中維系住了王朝尊嚴與帝王法統。這是一個被文字所創造的世界，在指涉敵人的同時，也重新定義著自身，此種現實與理想的巨大溝通對于四到六世紀的草詔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他們必須用高超文學技藝在藝術規范與政治意圖中尋找平衡，在威嚴與美辭間建立了穩定的聯系，通過對語元素做最大限度的運轉安排，擇取恰如其分的敘事策略，準確完成并不單一（很多情況下是復雜的）的表達意圖，再現，或者說重塑一種事實。
這是具體可查的“文章經國”的案例。
文學研究者當具區別于史學研究者的獨特技藝，主要著眼點不應在“寫什么”，而應在“怎么寫”。文學研究者當進行“重返現場式”的閱讀，不僅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個中古中國的讀者，同時還要以作者的身份去思考下筆的其他可能性，從而判斷草詔者為什么“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曾國藩詔文“宜吞吐”（《曾國藩日記》），岑仲勉謂駢體制詔“易得含糊”（《隋唐史》），文學研究者的任務是把這些“吞吐”和“含糊”說得清楚些。
什么繁縟、抒情、駢散、比擬這些文學要素簡單羅列組成的有知識、無思想的介紹性論述實在益處不大。至于外圍研究當然不會過時，但此是史家故物，非文學研究者所應專擅；文獻研究依然重要，但在詔令領域，很難成為未來發展之希望所在。而更有可能“盤活全局”的研究范式是——以細讀的方式，基于鮮明的問題導向，尋繹權力話語的文學表達與運作機制，探求詔令書寫的實踐策略與深層結構。
在這其中，文本措辭應該作為詔令研究范式中的學術定量，而對文本措辭的細讀則是研究此定量的唯一有效手段。
好久沒寫長注了，因為沒時間，今天正好多寫點，再次重申，我加注都是改好每章正文之后才加的，所以有沒有注對當章的正文長短都沒影響。下兩周會忙成狗，不過會盡力保持更新！亞古獸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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