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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小說總..p2021809678日本之所以要在此時向中國主動挑起戰爭，無非是三個原因，一是日本海軍實力強大，足以讓日本立在不敗之地；二是中國正處于新舊交替的時期，國內政治和各種軍政力量交錯復雜，地方分裂勢力和前朝遺留勢力層出不窮，局勢混亂；三是新的中齤華帝國正面臨著岌岌可危的財政危機中。

此外，中國在未來十年中的軍政力量都必然是向著統一和強大的方向快速發展，一旦錯過現階段的這個機會，日本將再也無能力干涉中國。

戴季陶曾經寫過一本《日本論》，在其擔任孫逸仙秘書時期曾與時任日本內閣首相的桂太郎有過四次私下會晤，交談時間長達15至16個小時，其中，桂太郎如此說：如果能解決英國統治印度的問題，則日本不愁沒有移民和貿易地區，日本也就不用再考慮侵略中國的政策。

雖然日本在東京審判期間否認有過這樣的會晤，但是人證物證俱在，事實證明日本謀圖侵略中國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的長期政策，而從這樣的談話中也可以證明，日本侵略中國之原動力來自于“移民和貿易的壓力”。

1908年之時的日本總人口是4280萬，人均耕地2.1畝，1910年突破4349萬，預計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將跌破1.7畝的標準，此時的日本將無法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農產品在1902年開始就需要大幅從國外購買，如果不能順利成為工業國，如果不能大量占有外國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這就意味日本將死于貧困。

相比于中國，日本的危機壓力更大，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賭國運反正不賭也是坐以待斃。

帝國的第一臨時憲法還是遲遲未能通過，但在中齤日戰爭的陰霾之下，各種工作已經緊急加速，第一屆以光復會、新政強國會、立憲會、民主黨、維新進步會為主體的帝國中央國會的總名單已經提前出臺來自全國各地的國會議員陸續抵達京師。

由于事態緊急和交通不便，各地國會議員采取電報投票的方式臨時通過了《臨時訓政約法》，在《中齤華帝國第一臨時憲法》通過之前，提前承認宋彪為帝國皇帝，先授予皇檔政權，從法理上為宋彪訓政掃除了障礙。

雖然在速度上有點緩慢，但宋彪的每一步都堅持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不給可能的政敵任何挑剔之處。

《臨時訓政約法》為次日即刻生效的法案緊急通過后的第二天，宋彪就在西海塔園的光復閣召開訓政會，十四名內閣大臣全體出席。

訓政。

所謂“訓政”即“訓導監政”之意，即便沒有正式登基為皇帝，也沒有通過臨時憲法正式獲得國會的承認，宋彪手握訓政權便能高于內閣，指揮內閣。

他畢竟是皇帝，并不參與內閣會議，這種情況就很像是的遠東財團的年會。,

因為是帝國的第一次訓政會，同時面臨著日本的軍政外交的兩方面的緊迫壓力內閣大臣們都顯得異常緊張。

此前章炳麟設計了一種過于隆重的訓政會禮節規格鑒于形勢的緊迫和訓政的迫切性，宋彪選擇將訓政會的禮儀規格降低只是身穿著帝國陸海軍大統帥的日常軍裝出席訓政會，坐在長會議桌的正首席位，內閣總理大臣唐紹儀坐在他的左側第一席外務大臣坐在左側第二席，陸軍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側第一席，海軍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側第二席，其他依次類推。

中央會議桌外圍的左右兩側各有另外一排會議桌，內閣辦公廳、國家海警總局、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的內閣大臣則坐在這一席位上。

在全員抵達后，宋彪才在內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進入訓政廳之前，各位內閣成員已經起身，見到皇帝便統一躬身行禮，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諸位才重新坐下來

雖然是訓政，嚴格意義上，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并無必要說太多的話，但他還是先開口和諸位說道：“此為帝國第一次的訓政會，又面臨日軍的嚴峻威脅，民族存亡旦夕，國運榮辱難料，希望諸位能同心協力，與國家共存亡，與朕和國民共榮辱。”

聽著這樣的一番話，身為總理大臣的唐紹儀只覺得肩膀上的壓力沉重無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禮，道：“請陛下放心，臣等必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國家疆域和尊嚴，絕不割讓一寸國土，絕不出讓一分國利。”

其他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禮，大家沉默無語，似乎唐紹儀所說的就是每個人的內心話。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確實已到了最為危急的時刻，勝則國家統一，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敗則國家分裂，民族繼續沉淪，繼續要被外國列強壓迫和殘害。

宋彪此刻還不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公開說“肯定是要開戰”之類的話，他也不想多說其他的話，示意諸位大臣坐下來繼續開會。

會議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預定進行，唐紹儀先開始談財政危機的問題。

中齤華帝國的第一任總理注定是一位過渡總理，要帶領中國從舊官僚體系走向新政府體系，唐紹儀則是一位從舊官僚體系中走出來的新派知識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稅務、通商、海關、外交、開墾、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錯的表現，從政經驗豐富，也是從基層一步步磨礪到一省巡撫的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官僚，絕對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黃興、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適合主持中央內閣總理的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宋彪在原則上會支持這位總理走完十年的兩屆任期，但不會更久，身為皇帝，宋彪不會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這個時代的領袖權威。

唐紹儀的舊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稅務衙門，這是他的一個重要優勢，對于政府的財政和稅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財政大臣張康仁和稅務總局局長歐陽錫的幫助下，唐紹儀提前整理了一份關于新政府財政危機的全面報告，以沙俄帝國為重要的參照物，按照常規來計算，如果中國按畝正常收取每年10%的農業稅，平均每畝地的農業稅可達到1.2銀圓，全國統計14億畝耕地則可以帶來16.8億銀圓的稅收，約合1.6793億英鎊。,

幅員遼闊，耕地面積龐大是新帝國最為重要的優勢。

即便將全國的農業稅調低到115的6.67%水平（這是絕無可能之事），以及考慮稅收征收過程中的豁免、疏漏、人為過錯等等問題，國家的農業稅也不應該低于7.85億銀圓，同時考慮中央和地方各省在農業稅上的3：7分成，中央財政的農業稅總額也不應該低于2.35億銀圓，而往年清政府的農業稅總額的中央收入僅有五千萬兩銀子。

這里面足以說明很多問題。

然而，這一點并不是中央財政危機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財政的混亂，各省獨自為政和府縣一級官員的缺失導致了稅收工作的荒廢，使得1910年的稅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據稅務機關在各省的摸底調查，事實證明在大多數的地區，去年的稅收并沒有停收，各地所謂的革命軍還是大量征稅，乘機擴充兵力，地方團練、保安團也紛紛以各種名義征稅，中央所推行的厘金雜稅取消政策不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農民所承擔的稅收反而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區有所減少，減少的幅度還是未能達到中央的標準，如此巨額的賦稅則大幅落入地方各種小型私人武裝的手中。

唐紹儀說了很多問題，最后的結論就是想要清理中央財政問題，必須大幅度清理國內遍及各地的小武裝，無論對方打著何等旗號，不管是光復革命，還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隊，還是團練，一概要予以打擊，各地要追查稅務，爭取將去年各地征收的稅務突擊提交上來，哪怕是按照分稅制，也必須確保三千萬白銀的中央財政增收。

唐紹儀是很著急的，他必須盡快解決中央財政危機，即便此前通過查封清政府戶部、內務府庫銀和滿清權貴財產得到了大約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的資產，此外又和遠東銀行拆借的四千萬銀圓貸款外，中央國庫實際上并無余錢，完全是靠發行貨幣來解決財政危機。

各省新軍的軍餉開支，各地官員和政府日常開支都讓內閣政府舉步維艱，同時還要面對一場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的舉國戰爭，唐紹儀這段時間是急得兩鬢斑白。

宋彪并不急于說話，他一直是很沉默的聽唐紹儀主持中央內閣會議，聽著各位內閣大臣表述現階段的各種困難問題，焦點還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裝過多和稅收工作混亂不堪兩個領域。

此一刻，宋彪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沒有日本的突然發難，他完全能很輕松的處理這些問題，各地小賊也無膽量和中央軍對抗，現在則是兩回事了，一邊是國內的各種舉步維艱，一邊是日本舉國之兵壓境。

在唐紹儀將財政危機之事做出各種預設的部署意見后，先和宋彪詢問道：“陛下，臣等意見大致如此這番，還請陛下圣裁！”

諸位內閣大臣彼此微微垂首，不能抬頭直視，側耳傾聽著皇帝即將發表的最終意見。

宋彪沉默的思量片刻，這才說道：“古語說攘外必先安內，凡事都有重點，如今外患為重，切忌不能讓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的狀況，所以，不因急于將追繳去年稅款作為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著力點，此事應該先側重于調查，能在近期追回則追回，不能追回則通過立法的方式依法查處，拖延幾年解決也不是問題。現階段的中央財政可以繼續通過借款和加緊海關稅款撥調的方式處理問題。我已經和遠東銀行及其他幾家外國銀行詢問過，大致可以拆借四千萬兩白銀，以此發行中國銀圓，大體可以讓中央政府度過財政危機。海關方面去年實收稅款是兩千四百萬兩前朝庫平銀，目前還有一半未入賬，務必要盡快和海關方面交涉妥當，將這筆錢取過來。其他不足之處可另外發行國債。總之，當務之急是要穩定國內民生，不要激起新的矛盾，一切維穩，使得全國上下能夠同心協力應對日本的軍事威脅。”,

他這番話一說出來，等于唐紹儀此前的那些話都沒有了任何意義，必須重新調整策略，唐紹儀也全無半點質疑，更不敢挑戰這番定論。

唐紹儀當即稱是道：“陛下圣明，臣等當全力辦理，安穩國內民政，以利于全國一致對話。”

隨即，唐紹儀又和宋彪稟告道：“陛下，我國關稅歷來是控制在英國人手中，名義是上清政府雇傭這些外國官員，實際上一直是英國駐我國公使直接操控，臣等已經極力和英國人交涉，他們雖然是一直給予積極的回答，實則是一拖再拖，分明是有意拖延，繼續利用我國政府的財政危機要挾我們，試圖讓我們承諾在未來繼續將海關交由英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