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外交在很多時候確實是會因為非常重要的私人關系向前推動和發展，在沙俄帝國陸軍大臣馬德尼道夫陸軍中將的努力下，中俄兩國就旅順港、東北鐵路、海關權等重要問題逐步達成了一致的協議。

在此基礎上，1911年9月5日，帝國內閣外相歐陽賡和法國駐華公使馬士禮、俄國駐華特使謝葉尼斯基將軍在天津召開了中華帝國國際公區會議，依據三國和美國提議，各國理當取締在清政府時期攝取的各種在華特權，無償或者有償的返還大部分租界，并在此基礎上成立國際公區，按照新的協議在國際公區實行特區制度。

國際公區以特區董事局為最高地方行政管理機構，設置五到九人的中外籍董事席位，所有董事一概由中央內閣政府的外交部考核任命，各國駐華公使享有推薦權，并由董事局表決推選一名中立國籍法官擔任特區法院的官，特區主權和稅收歸屬中國，除海關稅外，其余財政收入原則上一律用于本地。

以此為退讓，中國要求英法各國放棄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取消庚子賠款，取締各國在華的法外治權、內河通行權和關稅監理權，外國公民、企業在特區內遵守特區法律，在非特區的中國領土內一律遵守中國法律。

這是一場異常艱難的談判。

在法俄美等國的努力之下，以及考慮中國對俄法陣營的重要性。英國最終同意參加天津會議，也同意取締部分在華特權和部分租界，但拒絕取消上海英租界和內河通行權，并絕不就香港問題進行任何談判，而關稅權則愿意還給中國內閣政府。

雖然說軍事實力是外交談判的基礎，但對于英國而，放棄在華意義幾乎像是一種侮辱。可英國從未考慮過，甚至不相信這些特權是對中國的侮辱。

比之英國更為傲慢的德國完全無意進行談判，即便是在美國的協調下。德國派遣公使參與了談判，也并沒有任何要放棄青島租借權的想法，反而要求在其他特區中占有特殊的利益。

德國之所以這么做。正因為德國堅信在中日辛亥戰爭中，德國對新帝國前后期所作出的各種支持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既然英日同盟是失敗方，德國就有權獲取更多收益。

為什么在一戰、二戰時期，所有的國家都更傾向于用戰爭直接解決問題，正因為談判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結果，所有的談判都是徒勞的，關于英德海軍競賽的問題，英德兩國在1911年至1913年之間就進行過四次談判努力，每一次都是失敗告終。

天津會議的情況相對要好一點。因為宋彪也意識到談判根本不可能解決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問題。

談判一直到1911年11月4日才最終達成了一個各國都能接受的協議，新帝國用特區政策換回海關權、法外治權、領事裁斷權、內河通行權和部分租界后，將上海英租界、山東膠澳租界和香港問題擱置下來，廢除各國在清政府時期取得的大部分特權，包括回收滬寧鐵路的所有權。

鑒于德國的傲慢和英國的退讓。此時的宋彪已經基本同意簽署俄國擬定的《中法俄三事互助協約》，剩下來的只是如何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從法俄借貸款用于國家建設，并且盡可能的減少對中德外貿關系的影響，以及繼續用其他方式維持中德軍事合作。,

所謂的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每個國家都想要極力爭取本國的利益最大化。國家之間的平等、尊重都是狗屁。

這天上午，宋彪從廣西省的陸榮廷督軍那里收到了一封信，無非就是如何愿意效忠皇帝，悔之過去，懊惱不已，忘皇帝留下他，替皇帝分憂解難，必要保廣西安寧之類的。

信里將宋彪匯去的那六十萬銀圓的支票送回來，又說他陸榮廷是個如何效忠皇上，視金錢如糞土，只有微薄軍俸，他也愿意誓死效忠，效犬馬之勞等等。

神經病！！！

這就是宋彪看完信后的唯一體會。

沒文化真可怕，陸榮廷還真以為自己是洪秀全，能在廣西搞出一番大業嗎？

龍濟光也是神經病，兩人都不想放棄手中的軍權，陸榮廷是想賴在廣西，云南彝族土司出身的龍濟光則寫信給皇帝，自薦去云南安撫地方各部。

兩個神經病，還以為現在是大清國嗎？

看完陸榮廷的信，宋彪將龍濟光幾天前托人送過來的信函也找出來，打電話將秘書局的陳其美喊了過來。

從秘書局到宋彪的御書房只有幾十米遠，不過片刻，穿著一身白色西裝的陳其美匆匆快步走進房間，和宋彪躬身行禮，道：“皇上。”

宋彪將兩封信都拿出來丟給陳其美，道：“這兩封信，你都看過沒有？”

陳其美畢恭畢敬的答道：“臣下沒有看過。”

宋彪吩咐道：“你先看吧，看完之后再和我說。”

說完這話，宋彪端起茶盞喝了一口茶，陳其美則立即將信拆開瀏覽。

等了片刻，陳其美迅速的將這兩封信都看了一遍，恭謹的問道：“皇上，您決定如何處置此二人？”

宋彪反而問他：“你覺得該怎么辦呢？”

陳其美稍加思量，答道：“臣下以為姑息一時或可治標，卻不能治本，前朝之亂，正亂于姑息養奸。不可否認，前朝姑息之中養了不少忠臣，卻也留下隱患，從一至十，從綠營到湘軍，從湘軍到淮軍，最終致使各省各地的軍隊都成了私軍。臣下在日本留學，所見各軍唯知國家。唯知民族，唯知天皇，而不知道有其他，此才是國家之死士也。”

宋彪微微頷首，贊同道：“你就是這一點最讓我頗為賞識，知大局，識大體。又是心細的人，大事小事都能辦。”

說到這里，他繼續和陳其美商議道：“如今這個事情會拖延到這個份上。其實就是歷史的慣性，如果擱在滿清時期，這個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朝廷不太可能會繼續追究。我已經委派第二步兵師和其他三個新軍師作出合圍之勢，他們還敢繼續以這種宣誓效忠的方式一搏，并不是他們覺得自己天高皇帝遠，手握重兵，我又面臨外面的各種危機，更不是因為中央陸軍的主力都在東北，而是他們已經落后于這個時代，還在用他們當年和清王朝周旋的本事對付新的帝國。所以說，對付他們并不難，難的是對付那種落后于時代的舊觀念。如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件事，就算現在鏟除了龍濟光，以后還是會有蛇濟光，虎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