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兩個多月，我可以去打暑假工。”

“那生活費呢？你兩個月能掙多少？”

一句話，讓牟美齡的判斷輸得很徹底。

爸爸還是一貫性的沉默，他點了他最愛抽的紅塔山，蜷縮在一旁，像只無家可歸的狗，對于討論家庭的事兒，毫不參與。

飯桌上還認真吃飯的慶齡和澤平，他們也都沒有出聲，因為他們不會被討論這種問題，討論的也跟他們沒有關系，他們不想參與，也難得參與，是個合格的旁觀者。

“法律上說養你到十八歲，我們就沒有義務了。我們甚至還花了錢讓你讀了高中。你看看隔壁的苗姐姐，是不是初中沒有上完就出去了，你要是能考起清華北大，我砸鍋賣鐵，賣血我都供你，是你自己沒有能干，你也不管爸媽狠心。”

美齡把最后一點希望轉向了爸爸，爸爸張了張嘴，似乎要說點什么。

她媽桌子一拍，是說了兩個字“不送”。

不送，就是不送她上大學，那桌子拍得跟古代青天老爺判大案拍的驚堂木。這聲驚堂木在美齡耳中響了幾天，頭昏昏沉沉。

快開學時，看著周圍跟自己一樣大的人背著棉被，提著水壺棉被擠長途公交去學校時，她躲在路邊放聲大哭。

后來幾天沒有吃飯，沒什么胃口，人也沒什么精神，她在房間里走路含胸塌肩，像只在人間閑逛的幽靈。

那是美齡第一次開始有了自殺的念頭。

她總是站在橋上發呆，腦子像不受控制地想象自己縱身從橋上跳下去的情景，她打碎了玻璃杯想象撿起一塊狠狠往右手手腕割，然后血像開水龍頭一樣一直往外冒，站在馬路上她想象一輛車把她撞飛，血汩汩流出的情形，她每天，每天，每天腦子都是加大加粗的死字！

也不知道怎么熬過來的，反正也沒死成。媽媽天天在家里指桑罵槐說她不懂事，是個廢物。后來隔壁苗姐姐回村里辦事，再回程時，美齡媽媽委托她把美齡帶上。

她就在“死”與“不死”的掙扎里，找到了第一個工作，在茶樓上班。

美齡性格內向，敏感。別人一給她說話，她羞得臉立馬就紅了，本來皮膚就白，每次臉一紅從脖子到耳朵，紅得出血。

開始苗姐姐還在時，她覺得有個依靠還挺好的，后來苗姐姐偷了老板的錢和一個染著黃毛的理發店上班的小伙子跑了。

其實美齡看著她偷錢，那天晚上就她們兩個人上晚班，苗姐姐朝她磕頭讓她不要告訴老板，還說她懷孕了，必須要錢。

美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裝作沒看見畢竟當時她覺得這個世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苗姐姐了。

不過第二天就被老板發現，損失了幾千塊，因為美齡和苗姐姐是同鄉，老板就讓美齡給苗姐姐爸媽要錢，美齡沒有辦法一通電話打回了老家。

隔了幾天苗姐姐就在之前她們合租的小房子門口堵住了她，然后給了她一巴掌，她對著牟美齡大聲吼叫：“你為什么要給我爸媽打電話！”

那是羞愧的獅子發出的質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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