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出身底層、文化水平偏低、思維不受腐儒條條框框束縛的他們，對于如何快速撈錢、生產糧食、制造軍需物資很感興趣，即對來自東岸的那一套倒比較中意。再加上彼時東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給他們轉讓了一些技術和設備，同時幫著在煙臺學院（原抗清軍政大學）培養了一批干部，這些人與湖廣、江西原本比較微弱的資本主義火星相結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最終將這些小火星發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當之不容易。

客觀地說，這些資本主義作坊為李順政權生產了很多財貨，并通過行銷各省賺取了大量利潤，即李順政權等于是用商品經濟來從周邊諸省吸血，進而供養己身。不然的話，你以為光靠東岸人的援助，李過、李來亨父子二人就能維持得了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么，雖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來并不高。

但任何一種新生事物在發展的初期，自然都會面臨傳統文化、思想、體制的重重壓制，嚴重阻礙甚至消滅其發展，除非你能找到一處如華夏東岸共和國那種白地，并一開始就確立好規則，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護維持原有秩序的不改變，如此才能平穩發展起來。可在順國境內沒有這種條件，于是便很輕易地就導致了新生勢力與傳統社會的碰撞，進而嚴重到割裂了整個社會，造成了無數的問題。要知道，衡陽、南昌、贛州等地，就經常發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燒、搶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鄉下族長索回，在這個時候，因為人才儲備的不足，很多地方州縣的官員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在處理此類事件時甚至還偏袒那些所謂的鄉賢、族長們，痛斥制造工坊“終日逐利，敗壞風氣”云云。

東岸人為了保住李順政權，曾經通過郭普夏給李來亨總結了一套從思想領域分化、瓦解士紳敵對勢力的思路，即重新定義傳統的儒家學說，并搬出了最近幾十年內的一些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顏元等人的著作這里插一句，上述諸人的著作，李順政權讀的人都少，讀通、讀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東岸人一一搜羅，并在本土首都專門請人研究從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論，重點抨擊了此時占據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學思想。

比如，他們拿出前明李贄的“童心說”，對理學家宣揚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思想進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則千古之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贄認為人不能被傳統禮教所束縛，主張沖破一切傳統藩籬，追求自己獨特個性的生活，鼓吹心靈的覺醒，歌頌真實的人生，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與歐洲沖破中世紀藩籬的文藝復興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從思想領域瓦解敵對勢力的招數，對東岸人來說也是第一次實施。他們在國家情報總局的牽頭下，將李順政權當做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觀察這種思想武器的效果。當然他們也做好了失敗的充足準備，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守舊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東西方同時出現了沖破傳統舊秩序的思想領域的變革，如人文主義思想，但這種思想在歐洲此時已漸漸成為主流，可在中國自從誕生后就一直是小眾的異類，始終未獲得多少人的認可，拿來招攬信徒、團結同志可以，但若想靠這個一舉突破舊社會的枷鎖，還離得很遠，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間斷的思想領域的洗禮，使得更多的人認可它，正所謂西風東漸是也。

好在李順政權對東岸人也比較信任，推行起這種所謂的“新政”也比較雷厲風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處，嘗到了一定的甜頭，故不論地方士紳及他們掌握的輿論界如何口誅筆伐，他們始終堅定地維護了新興的工坊制造業和商人階層。而這些商人階層也比較機靈，通過與大順軍閥們的集合，政治上獲得了靠山，然后開始在經濟上資助信奉李贄、顧炎武等人啟蒙思想的所謂“新儒生”，讓他們想方設法為自己這個群體說話，在輿論界發聲，雖然目前看來效果還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時低下的社會地位已經強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順政權治下，他們不再是那種任人宰割、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帶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這就足夠了。

郭普夏的副官對順國思想領域的社會變革也進行了重點描述，指出國家情報總局搞出的這通社會實踐目前看來對李順政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且從長遠來看，如果李順政權的接班人能夠保證政策持續性的話（即接班人不要被傳統士紳給同化），未來肯定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這才是他們能夠戰勝表面上看起來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清國的最主要依仗當然也少不了東岸人的支持，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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