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就是這樣。

有了后臺，我就可以和諸葛亮一樣了。

一定的！

司馬懿看到的就是這些。

而此時此刻，遠在洛陽城之中，郭某人眼中所看到的，則是激烈碰撞的未來。

為了盡快為魏帝國架構起一個完整的骨架，為這個帝國規劃好日后前進的路線，郭某人所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而他眼下正在籌備的事情，就是北伐草原的事情。

北伐草原這件事情宜早不宜遲，不能給鮮卑人太多休養生息的時間。

魏軍需要一舉殺入草原，蕩平所有鮮卑人，徹底掃平草原對中原的威脅，然后打造畜牧經濟區以長久掌控草原。

如此，趕在小冰河全面來臨之前消滅掉北方的威脅，然后集中全力應付小冰河帶來的威脅。

消滅掉了北邊的鮮卑之后，魏帝國未來最大的隱患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年檀石槐時期鮮卑給東漢帝國帶來的威脅和影響真的是非常之大，要不是檀石槐死得早，后代和連又非常無能，當時的鮮卑大帝國是真的有威脅中原政權的實力的。

而這一切，也是東漢帝國自己造成的。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鮮卑作為匈奴的仆從軍跟隨匈奴侵擾邊境，由此，鮮卑才作為民族實體被中原王朝所知。

匈奴分裂后，鮮卑族逐漸擺脫其控制，漢明帝章帝時代，鮮卑兩次攻打匈奴，反抗匈奴對他們的壓迫。

而后，直到漢和帝永元三年，受到東漢和南匈奴打擊的北匈奴被迫遷往中亞，鮮卑族這才趁機占據了大草原，逐漸發展壯大。

郭某人一直都認為竇憲北伐北匈奴在戰術上獲得很大的成功，使得勒石燕然和封狼居胥一起成為漢民族軍功，但是在戰略上，這是一次重大失誤。

這場戰爭直接造成了鮮卑的崛起。

稱帝以后，郭鵬抽空閱讀了東漢政府官方藏書里對于這段歷史的記載，更加明確的認定這場戰爭就是一次戰略上的誤判。

竇憲力主北伐北匈奴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軍事目的，而是一次政治上的冒險。

因為竇憲與竇太后寵臣劉暢有仇，派人刺殺劉暢，并且嘗試嫁禍于蔡倫，結果事情敗落，被囚禁在宮內。

為了保住性命，保住權位，竇憲已經別無選擇。

竇太后當然也不會真的就放棄自己家里優秀的后代。

再怎么寵幸劉暢，太后執政當然要靠外戚，要靠血脈后代。

所以竇太后生氣歸生氣，可還是要保住竇憲的。

但是竇憲這個事情做的實在是太囂張，刺殺仇敵，惹了眾怒，今天能殺劉暢，誰知道之后不會殺其他人？

這都不算死罪嗎？

眾怒難犯，竇太后不得不把他囚在宮內，一方面教訓他，一方面也是在保護他。

雖然很想要放他出來，但是也不能明目張膽，只能想點別的辦法，不然竇憲一出去估計就要慘死當場。

軍功贖死就是很好的辦法。

有漢一代軍功最重，若以軍功贖死，必然可行。

當時，正好南匈奴單于上表請求討伐北匈奴，于是竇憲和竇太后抓住了這個時機，籌備北伐北匈奴讓竇憲獲取戰功來對沖掉曾經的死罪。

這個消息出現之后，東漢朝廷對于是否要打擊北匈奴進行了激烈辯論，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少。

在當時那個環境下，匈奴早已不復當年極盛時期控弦五十萬眾的輝煌時期。

那個時候的匈奴已經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靠了東漢，北匈奴繼續留在大漠，其人口大為縮減，勢力大大衰退。

可以說無論是經濟軍事還是政治角度來說，當時的北匈奴和東漢帝國已經完全不在一個重量級別了。

東漢政府軍對北匈奴的打擊就像一個強壯的成年人暴揍一個熊孩子，北匈奴幾乎沒有戰爭東漢帝國的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尚書宋意強烈反對竇憲北伐。

他認為北匈奴已然衰頹，不是東漢政府的對手，南匈奴的體量也不夠大，把雙方保留下來，長期使雙方對立，草原勢力分裂，互相爭戰，對東漢政府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而且宋意還注意到當時鮮卑族正在逐漸崛起的勢頭，意識到北匈奴的存在對鮮卑人有一定的牽制作用。

要是把北匈奴干掉了，東漢能占據草原還好，要是占據不了草原，不就是平白無故給了鮮卑發展的空間嗎？

他就問竇憲和竇太后，他們到底有沒有占據草原控制草原的本事，如果沒有，就要留著北匈奴，給東漢帝國擋災。

那顯然是沒有的。

竇憲和竇太后只是為了讓竇憲脫離死罪而戰，哪里又有什么長遠的戰略眼光呢？

這是一次政治冒險，不是軍事戰略。

南匈奴離開了草原，不想回草原過苦日子。

北匈奴又被打跑，無法繼續留在漠北。

那草原就成為了真空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最后獲利的必然是擁有一定體量和明確領導核心的鮮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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