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寒暄了片刻，可是誰都知道，既是君臣就不可能把這種無休止的寒暄說下去。

朱佑樘很快臉色就凝重起來，淡淡的道：“朕在此前，就曾有意愿，太子幼沖，朕若是假若真要走了，他與他的母后孤兒寡母，國事繁瑣，只怕太子擔當不起。”

“所以朕特意留下幾個輔政之人，令蕭敬署理后宮，蕭敬此人忠心耿耿，已經輔佐了幾個先帝，為人穩重而不喜張揚，讓他來張羅后宮之事，可保他們孤兒寡母無后顧之憂。”

朱佑樘頓了頓，繼續道：“內閣三位學士，劉健善斷，李東陽善謀而謝遷善辯，此三人都是干練之人，若有他們掌著內閣，也不會出什么亂子，他們三人性格各異，可是總體來說，還是頗為忠心的。”

頗為二字，朱佑樘用的很巧妙，這個用詞足見朱佑樘知人善任，他比誰都清楚，無論是劉健還是李東陽、謝遷，忠心固然是忠心，可是也有他們的算盤，儒家倡導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其實照現實來說，假若君臣遇到父子呢？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的，每個大臣都有自己的家族，每一個家族背后都有自己的利益，一旦國家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相悖呢？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有了公私之分，在家族利益和國家利益面前，大多數人顯然會傾向前者，因為家族是親情和血脈的延續，而家國必定太過遙遠。滿朝的這些大臣們，之所以要用頗為忠心四字來形容，正是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一旦公私的利益起了沖突他們會做出什么選擇。

其實其他大臣不太好說，內閣三位大學士，朱佑樘還是相信他們能以社稷為重的，可是不要忘了，除了公私之分。對朝臣們來說，還有一個利益，即為皇權和文官的利益。一個是皇權一個是官權看上去似乎也沒有什么分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可是其實在這中間。卻有極大區分，皇權和官權其實從明初起就一直在維持著斗而不破的局面，太祖在的時候，官權被死死的壓制，官員生不如死，太祖想收拾誰就收拾誰，想殺誰就殺誰，官員們風聲鶴唳，膽戰心驚。

到了文皇帝時期，官權仍然沒有占上風。地位卻漸漸的有了些改變。

到了仁宗時期，仁宗為人寬厚，倒是頗為圣明，對官員似乎也還不錯，正是因為如此。文官集團一躍而起，畢竟皇帝不是萬能的，皇帝不可能事事兼顧，對朱元璋和朱棣這樣的人來說，他們精力充沛倒也沒什么，可是到了仁宗時期。文官已經開始把手伸進了許多皇權的領域，一個最直接的改變就是原先作為秘書的閣臣漸漸走上了前臺，成為了天下的中樞。要知道在朱元璋和朱棣時期，內閣只是一個秘書機構，而內閣大臣官職卑微，雖然能時常接近皇帝，可是真正拍板做主的卻是皇帝，他們并沒有選擇權，只是負責一些

文案的工作。

仁宗之后，形勢就一發不可收拾，文官權柄越來越大，以至于政事皆出于內閣的緣故，不只是如此，內閣不但開始管理政務，開始負責官員的升遷，甚至開始管理軍務，而皇帝漸漸成了擺設，不之成了擺設，更成了文官們隨意玩弄的對象，比如有的官員美妾如云，家中富麗堂皇，可是皇帝一旦冒出星點選秀或是修繕宮殿的念頭于是便抨擊不斷。

按理說皇帝選秀和修繕宮殿確實不太厚道，可是文官們家境這般好，人人都吃的肥頭大耳，個個醉在美人膝下，卻又要大義凜然的告訴皇帝要如何如何，這分明就是只許朝官放火不可百姓點燈。

于是，皇帝們不甘忍受了，于是在朝廷之中，一個爭權的游戲便開始上演，皇帝既然拿文官們沒有辦法，于是便索性提拔太監，讓太監們來對付這些文官，太監在皇帝的支持下，漸漸的與這文官玩起了拉鋸戰，今日你占上風，明日文官們又勝一場，一直到了弘治朝，到了弘治朝之后，事情發生了改變。

朱佑樘決定停戰，他之所以停戰其實并不是向文官們妥協，而是因為朱佑樘有一個本事――勤勉。

也就是說，朱佑樘讓太監們滾到一邊去玩泥巴，并非是想任人擺布，而是他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來對付文官，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朱佑樘很有本事，每天從清早到天黑，每日都在孜孜不倦的批紅奏書，朝廷里每一件大小的事務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把太監們踹到了一邊緩和了與文官的矛盾，可是同時用自己孜孜不倦和充沛的體力把文官們伸向皇權的觸手也都擋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