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慶以外國民黨沒有強有力地基層組織，缺少深入基層。發動群眾地能力，離開群眾，運動的深入性和持久性就很難保證；其次這次運動要有點像“禁欲”，運動地指導方針簡稱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希望國民“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讓那些達官貴人保持簡樸，短時間可以，時間長了，恐怕他們自己就無法堅持了，他們一撤，老百姓會自然也就撤了。

“我們的國人就是貪圖安逸，西方傳來的一些奇談怪論搞亂了國人的思想，忘掉了中華文化的精髓：忠孝節義，禮義廉恥；委員長希望能通過這樣一場運動。讓國民重新認識中華文化。”楊永泰壓抑著心中的興奮，這個運動還是按照他在蔣介石身邊設計地軌道運行，這讓他很興奮，又讓他感到一點機會：“我看重慶做得很好，應該向委員長報告，讓全國各大城市派人來學習。”

“暢卿先生，你是有專折奏事權的，完全可以向委員長提出來呀。

”莊繼華笑著說。

“當然，”楊永泰聽出莊繼華話里的意思。但他還是不動聲色的說：“文革。原來我以為你是個軍事專家，現在看來黨政軍你是樣樣拿手。我想請你出出主意，現在這運動還需要做哪些？”

莊繼華有點意外的看看楊永泰，這楊永泰一向自負，今天是怎么啦。楊永泰的眼神很誠懇，莊繼華想了想還是推辭道：“說實話，我的事情太多，沒有研究過，不好開口呀。”

楊永泰毫不在意，仍然誠懇的說：“一事通，百事通；文革何必謙虛呢。”

莊繼華閉上眼睛想了想說：“我說點意見吧，不成熟，也不知道對不對，您參考。”

“但說無妨。”

“以前在廣州時我有個朋友對我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因為農民占國民地大多數；我認為他的這個論斷是正確的，所以在重慶這兩年，我們一直很關注農村，政策都很注意保護農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運動也一樣，它不應該只停留在城市，而應該到農村去，只有把農民發動起來了，這場運動才能成功。”莊繼華字斟字酌的說。

楊永泰沉默了，這涉及到兩人對中國現存問題的觀點的根本不同，別看楊永泰學的法律，實際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學說，主張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認為通過有操守的官員領導民眾可以擺脫中國目前的貧困，實現國家的富強。象他這樣地外洋內儒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在民國時期很多。

莊繼華并不了解他們這樣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學說在他過來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應該說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組織，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比擺脫貧困和戰亂，至于思想，見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觀點有些類似。”沉默良久之后，楊永泰才緩緩的說。

“我聽盧作孚先生說起過這個人，”莊繼華立刻答道：“他也認為只有解決農民問題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不過他提出的道路是鄉村建設，讓知識分子下鄉幫助農民，在農村建設學校，并把學校作為農村政權的基礎，這一點卻是錯誤地。”

在莊繼華到重慶后，盧作孚曾經專門向他推薦鄉村建設，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個鄉村建設實驗區；可莊繼華毫不猶豫的就否決了，理由是政權不是學校，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沒聽說過，顯然是失敗了。

盧作孚對他的態度很失望，因此也沒有向他推薦梁漱溟和晏陽初，直到兩年之后，莊繼華才見到他們其中之一，然后他就后悔了。

“暢卿先生，下一步我打算在重慶推行減租減息，你怎么看？”莊繼華問，楊永泰是重慶市長，名義上還是他的上司，爭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

“好呀，”楊永泰毫不猶豫的說：“國民政府早就有這個法令，民國17年國民政府就制定過《田農保護法草案》，宣布田租不能超過四成，張靜江也在浙江就試行過，可地賦太重，士紳反對，不得不停止。重慶與當年的浙江不同，除了不收農稅外，還有強有力的繼承組織，完全有條件推行這個法令。”

但楊永泰沒有告訴莊繼華當年浙江士紳是怎么反對這個法令的，那是見了血地，他想染莊繼華觸點霉頭，然后他再來挽回局面，賣莊繼華一個好，以便加強雙方地合作。

兩人在車上好像閑聊一樣，就把今后幾個月的工作方向給定下來了，同時還達成一個不落文字地協議，楊永泰將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運動，莊繼華推行減租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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