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在這些近乎苛刻的規范面前閉上眼睛。正因為有這種尚勤節儉精神的傳揚，人們才不至于被鋪張浪費、花天酒地的腐朽意識淹沒，才一點一滴地積累起為我們生存所需的物質文明。

正如墨子所說的：“衣食是人活著時利益之所在，猶且崇尚節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為何獨不對此加以節制呢？”

節用就是反對鋪張浪費，反對窮奢極欲，崇尚節儉。凡事以夠用即可，而不要追逐奢侈。節葬就是提倡安葬從簡。眾所周知，儒家提倡的葬禮也是有很多講究的。父母逝世，均要服喪禮三年，并且在服喪期間要簡居少食，人餓得臉發青眼發黑身子不能走路才算孝道。墨子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這三年不僅浪費時間，荒廢耕作，而且因此妨礙人丁增長，造成生產落后，國力削弱。他認為，人死后往土里一埋就可以了，恢復正常的生產勞作，這樣才有利于人民本身和國家。儒家是講究厚葬的，對于各個等級的人制定了不同的厚葬標準。墨子反對厚葬，認為人死后有三件衣服三寸棺木埋在土里不讓尸臭飄出來就可以了，所有的陪葬殉葬奢侈陵墓都是浪費人民的財產。毫無疑問，墨子的這些觀點即使放到現在也是正確的。兩千多年過去了，繁文縟節，鋪張浪費，還在像蛀蟲一樣危害著我們。

因為知足就不覺得還缺什么，而什么也不覺得缺少就是富裕。俗語有云：“知足者常樂。”老子也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意是說，一個人如果知道滿足就會感到永遠快樂。

如果把“知足常樂”轉換為弗洛伊德筆下被壓抑的本能和欲望升華——那不也是一個伴隨著個體生命始終的、在“知足”與“常樂”之間重建平衡支點的過程嗎？阿q得意的時候，想著“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歡誰就是誰”，但在無收斂的欲望和滿足欲望的有限機會之間，只能達到暫時的、相對的和諧，主體也只能得到暫時的滿足。而人生在世，卻有做不完的玫瑰色的夢。學者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其中有一段話大意是：一欲既終，他欲隨之，終竟慰藉不可得。這就是涌動不息的欲望之潮。個體自有生命開始，就意味著需要的產生。隨著人體的發育，以及與社會接觸面的擴大，需要也隨之不斷升華，如果需要得不到滿足，人體的自身生長發育便會受到阻礙。這種生理上的、物質上的需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對這些需要要求得過分，便又會陷入欲望膨脹的泥潭。人都有欲望。人的欲望與生俱來，揮之難去，但同時人又是具有理性的高級動物，應該而且能夠把握好欲望的“度”。人活在世上，有些東西應該得到，也能夠得到；有些東西不該享有，也不能攫取。老子曾說過：“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縱觀今日一些落馬之人，探其緣由，“禍咎”概莫能出其“不知足”和“欲得”之外。貪婪的欲望使得一個又一個春風得意的“能人”，從馬上倏然墜地，淪為“階下囚”，甚至走上“斷頭臺”。

一位古人說過，“善行樂者必先知足”，即：“窮人行樂之方，無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為貧，更有貧于我者；我以為賤，更有賤于我者；我以妻子為累，尚有鰥寡孤獨之民，求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為勞，尚有身系獄廷，荒蕪田地，求安耕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則苦海盡成樂地。”換成現在的話說，那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該知足了。從物質享受角度考慮，我們每個人確實應當有個知足的心態，因為“人心難滿，欲壑難填”，人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

知足者常樂，知足便不作非分之想；知足便不好高騖遠；知足便安若止水、氣靜心平；知足便不貪婪、不奢求、不豪奪巧取。知足者溫飽不慮便是幸事；知足者無病無災便是福澤。所謂養性修身，參禪悟道，在常人理解，無非就是個散淡隨緣，樂天知命。“知份心自足，委順常自安”，這其中的玄機，就靠自己去參悟了。過分的貪取、無理的要求，只是徒然帶給自己煩惱而已，在日日夜夜的焦慮企盼中，還沒有嘗到快樂之前，已飽受痛苦煎熬了。因此古人說：“養心莫善于寡欲。”我們如果能夠把握住自己的心，駕馭好自己的欲望，不貪得、不覬覦，做到寡欲無求，役物而不為物役，生活上自然就能夠知足常樂，隨遇而安了。

人，在不知足中絕對地追求，在自得其樂中相對地滿足。知足，使得人在自我釋放和自我克制之間，砌筑了一個生命安頓的心理平臺。在“見好就收”的意義上，提前規避了未知的風險。知足常樂，在相對滿足和絕對追求之間，重建了一種平衡。一方面，知足常樂少了些焦躁，少了些由色而空的虛無。另一方面，比起“無欲”的禁錮，“知足”多了一層人情味；比起“一無所有”的自得與佯狂，“知足常樂”返回了世俗理性。“人心不足蛇吞象”用作欲望無限膨脹的喻象符號，是“知足常樂”的反向修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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