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剛從汾陽來的皮貨商，正在柜臺辦理匯款，要將一筆貨款匯往大同的分號。

手續簡便快捷，只需支付微不足道的手續費，資金便可安全、迅速地劃轉。

“這在以前，帶著大量銀元或匯票奔波，既危險又不便。”

銀行的一位經理向沈文翰解釋，“通存通兌不僅方便了商賈，加速了資金周轉，也使我們銀行能更有效地匯聚民間資本，用于支持工礦建設和公共事業。商業繁榮與金融便利，相輔相成。”

帶著這些扎實的見聞與數據，沈文翰的第四篇通訊《山西模式第四篇：苛捐雜稅？山西都不要！——簡政輕稅催生的商業奇觀》新鮮出爐。

文章詳細剖析了山西稅制改革的思路與成效：

通過大刀闊斧地精簡稅目、取消省內流通壁壘，輔以現代銀行業的支撐，極大地降低了商業運行的成本，激發了民間經濟的活力，最終實現了稅收的持續快速增長。

他寫道：

“山西不要苛捐雜稅，非是標榜清廉之空，乃是基于經濟規律的精明算計。

其要義在于，政府主動讓利于民，藏富于民，培育稅源。當商旅暢通無阻，利潤可期，資本自然匯聚，百業隨之興旺。

稅基擴大之勢，遠勝于苛斂搜刮之所獲。

此乃治理智慧之體現，亦是山西模式得以持續運轉之財政奧秘。”

這篇文章的刊發，再次精準地擊中了當時中國商界和民間最敏感的神經。

苛捐雜稅、關卡林立，正是阻礙商業發展、導致民不聊生的首要頑疾。

山西的實踐，如同在沉悶的房間里打開了一扇窗，讓外界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

報道引發的效應立竿見影。

平津、滬漢等地的報紙紛紛以《晉省輕稅政策成效卓著》、《暢通省內循環：山西商業繁榮之謎》等為題進行跟進報道和評論。

更多原本持觀望態度的外省商人，開始認真考慮將資金和業務投向山西這片商業沃土。

而連續兩年稅收增長，1916年有望破一千五百萬的數據，也極大地增強了投資者對山西財政穩健性和發展潛力的信心。

在太原，沈文翰看到，隨著他這一系列報道的持續發酵，這座新興城市似乎變得更加自信和忙碌。

碼頭上卸載著更多的機器設備，工廠里傳出更密集的機器轟鳴，學堂里坐著更多來自遠方的年輕面孔，市集間穿梭著更多口音的商人。

而那源源不斷西來的難民潮，在經過初步安置后，其中的青壯勞力也正被有序地吸納進這片日益擴張的經濟體之中，轉化為建設的力量。

“減負即增收，流通生財富。”沈文翰在他的采訪本上寫下這行字。

這片土地，正以其務實而清晰的邏輯，一步步地將看似遙不可及的強國夢想，澆筑在堅實的現實根基之上。

而這一切，都源于一個最樸素的：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先能安心地吃上飯，順暢地做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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