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府銀安殿內的那場短暫卻尖銳的沖突，如同一盆摻著冰碴的冷水，不僅未能澆熄李自成心中那團因“稱王”而灼熱燃燒的野心之火，反而激起了更深的逆反與不快。

蘇俊朗那番基于冷靜分析和長遠考量的“盛世危”，在李自成聽來，不再是忠誠的勸諫，而是不識時舉、大煞風景的聒噪，是對他權威和判斷力的質疑，甚至隱隱帶著一絲“詛咒”的晦氣。

自那以后，李自成對蘇俊朗的態度，發生了一種清晰可感、且日益明顯的轉變。

以往，無論軍務政務多么繁忙，李自成總會定期召見蘇俊朗，詢問軍工進展，探討一些“奇思妙想”，甚至偶爾會聊些閑話，態度中帶著一種對“能人異士”的倚重和些許不拘小節的親近。

蘇俊朗的“軍師”頭銜，雖無具體行政權力，但在李自成核心圈層內，卻有著一種超然的、因其不可替代的技術價值而帶來的特殊地位。

然而現在，這種特殊的地位正在迅速消融。

李自成看向蘇俊朗的眼神，不再有好奇與熱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公事公辦的疏離，以及一絲難以掩飾的不耐煩。

他不再主動詢問蘇俊朗對大局的看法，即便蘇俊朗偶爾試圖就糧草儲備、流民安置等戰略問題進，也往往被李自成用幾句“軍師多慮了，此事牛先生已有章程”或“且專注于工坊事務便可”之類的話語，輕描淡寫地擋回，甚至直接打斷。

蘇俊朗清晰地感覺到，自己正被一點點地、不容抗拒地排除出決策核心圈。

他的“軍師”身份，正在被刻意地空心化，其職能被嚴格限定和壓縮在“軍工生產主管”和“醫院技術顧問”這兩個純粹的技術性角色上。

除了燧發槍的產量、刀劍的質量、傷兵的治愈率這些具體而微的“數字”之外，李自成似乎不再需要他的任何意見，尤其是那些“逆耳”的忠。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牛金星的地位和影響力，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急劇攀升。

牛金星太懂得如何迎合上位者的心思了。

他絕口不提任何風險與困難，一心一意、熱火朝天地撲在“籌備登基大典”這件李自成當前最關心、最得意的大事上。

他呈上的奏報，永遠是好消息：禮儀已擬定、印璽將鑄成、吉日已選定、百官如何擁戴、萬民如何期盼…他巧妙地將李自成的稱王欲望包裝成“天命所歸”、“眾望所推”，每一句話都說到了李自成的心坎里，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和成就感。

李自成對牛金星，愈發倚重，幾乎到了聽計從的地步。

牛金星所請，無有不準

牛金星所議，多為定論。

銀安殿內，牛金星的身影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與李自成密談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許多關于人事任免、資源調配、甚至軍事部署的決策，往往都是在他們兩人商議后便直接下達，劉宗敏等武將只管執行，蘇俊朗則更是被蒙在鼓里，事后才可能知曉一二。

牛金星敏銳地察覺到了李自成對蘇俊朗的疏遠與冷淡，心中得意萬分，臉上卻絲毫不露，反而更加表現得謙恭勤勉。

他趁熱打鐵，一方面將“稱王”儀式的籌備工作搞得聲勢浩大，極盡奢華鋪張之能事，以固寵邀功

另一方面，則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加緊安插親信，擴張勢力。

他以“新朝初立，需才孔亟”為由，將大量投降的明朝舊吏、地方士紳（尤其是與他有同鄉、同年或賄賂關系的）提拔到關鍵崗位，充斥到新設立的六部九卿等衙門之中，迅速編織起一張以他為核心的利益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