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爭取‘差異化’安置，不能來者不拒，什么人都往村里塞。”凌風提出了一個更具操作性的思路，“如果安置任務無法避免，咱們必須向公社提出建議，優先安置那些有勞動能力、身體健康、愿意并且能夠參與生產自救的青壯年災民，或者身懷木匠、瓦匠、鐵匠等特殊技能的災民。對于那些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需要純粹消耗糧食救濟的老弱病殘，咱們實在負擔不起，懇請公社能否考慮統一設立安置點進行集中救濟。這樣既能體現咱們的‘擔當’和‘思路’，又能實際減輕咱們的負擔，甚至有可能為村子補充急需的勞動力。”

“第四，要堅決爭取政策支持，不能光讓咱們承擔責任，而不給任何支援。”凌風的語氣變得強硬起來，“必須向公社、乃至向縣里據理力爭，承擔安置任務，必須配套相應的救濟糧、安置費，或者其他形式的政策傾斜。比如，明確減免明年部分公糧上交任務，提供一些木材、茅草等建筑材料幫助搭建臨時安置住所，或者在農具、化肥分配上給予優先考慮。咱們要把這些支持條件，作為落實安置任務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來談。”

王福滿和老周聚精會神地聽著凌風這條分縷析、層層遞進的應對策略，原本慌亂失措、一片空白的心緒，漸漸平復了一些，眼神中也重新燃起了一絲微弱的、但確實存在的希望火光。凌風的思路，不是在蠻干，不是在硬碰硬，而是在承認現實、接受任務的大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運用智慧和策略，去爭取最有利的條件，竭盡全力保護村莊最核心的生存利益。這是一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智慧。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凌風的聲音壓得更低，幾乎成了耳語，帶著一種破釜沉舟般的決絕，“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以防萬一。萬一……萬一公社領導層不顧咱們的實際情況，迫于更大的壓力，強行攤派下來一個根本無法承受的安置名額……咱們內部，必須有一套絕密的應急方案，一條最后的退路。周叔，你回去后，立刻秘密核算，不要記錄，只記在腦子里，按照最低最低的生存標準，咱們村現有的糧食儲備，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還能支撐多少額外人口？能撐多久？半個月？一個月？福滿叔，你要暗中物色幾個絕對可靠、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說出去的自己人，提前找好村里或者村外一些極其隱蔽、不易被發現的角落，比如后山廢棄的炭窯深處，或者某個不為人知的山洞，做好必要的偽裝和防潮措施。萬一……萬不得已時，可能需要連夜轉移、隱藏部分最緊要的種子糧和保命糧。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能再有第五個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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