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1年秋，倫敦金融城的秋雨裹著寒意，國際金融監管論壇的主會場內卻氣氛灼熱。

主席臺上方的大屏幕閃爍著各國代表的發畫面，外方金融監管官員皺著眉頭，手指敲著桌面：“東方綠色金融標準太嚴——碳排放披露要細化到生產線，可再生能源項目必須本地化采購30%的組件，這會增加跨境投資成本！”

他的目光掃過臺下，語氣里帶著質問，“這樣的標準，如何吸引國際資本流向綠色領域？”

沈逸風坐在東方席位，藏青色西裝筆挺，指節輕輕叩了叩面前的文件袋。

他緩緩起身，目光平靜地掃過全場：“諸位，我們的標準或許嚴格，但守護的是全球氣候底線。”

他接過翻譯遞來的話筒，聲音沉穩而清晰，“過去十年，東方綠債發行規模全球第二，但違約率僅0.3%——比國際平均低0.8個百分點。這不是限制，是對投資者負責，更是對子孫后代負責。”

他翻開手中的數據手冊，投影幕布上亮起一組對比圖：東方綠債資金92%流向清潔能源、節能環保和生態修復項目，而國際平均水平為78%；東方綠色信貸不良率1.1%，顯著低于傳統行業貸款。

“嚴，是為了讓每一分綠色資金都用在刀刃上。”沈逸風抬眼望向全場，“當北極冰川加速消融、熱帶雨林每年消失1000萬公頃時，我們需要的是共同的標準，而不是降低門檻的妥協。”

會場短暫沉默，隨后響起細微的議論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代表低頭翻看手冊，眉頭漸漸舒展；

一位歐洲養老金機構的負責人在座位上微微前傾，目光緊緊盯著投影數據。

論壇間隙的茶敘區，沈逸風端著紅茶，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代表閑聊。

對方抿了口茶，笑著點頭：“沈先生，您剛才的數據很有說服力。我們觀察到，東方企業發行的綠債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收益率穩定，風險可控。”

他指了指沈逸風手中的手冊，“特別是你們對‘漂綠’（虛假綠色項目）的嚴格界定，幫我們避開了不少風險。”

沈逸風輕輕放下茶杯：“我們制定標準時，參考了全球經驗，也結合了東方實踐。”

“比如，要求企業披露供應鏈碳排放，是因為東方是全球制造業中心；強調本地化采購，是為了培育本土綠色產業鏈。”

他指了指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倫敦經歷過霧霾的痛，東方也經歷過。我們不想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二天上午，issb（國際可持續金融分類體系）工作組閉門會議召開。

沈逸風作為東方首席代表，將一份厚達200頁的提案放在會議桌上。

提案的核心，是將東方“生態友好型項目分類標準”和“跨境綠色資本流動指引”納入國際體系——前者細化了林業碳匯、海洋生態修復等12類項目的認定標準，后者則明確了綠色資金跨境流動的信息披露、風險評估和監管協同機制。

“各位同仁，”沈逸風環視會場，“東方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聚集地，也是綠色轉型的先行者。我們的標準不是要取代誰，而是要補充全球框架中缺失的‘東方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