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中介”的話，是很有意思的。

“咱們這些人，說穿了就是社會里面的外包。銀行有外包人員，有些小公司里還有外包的記賬員，俗稱代帳。外包員工，可以一次性打好幾份工，工作時間是自由，但有時候收入沒有保障。”

“十幾年前，全球很多地方的工廠，都到我們這兒來建廠，投資生產線，正是看中了我們這兒比較便宜的勞動力。這也是一種外包。工廠的外包，是在生產價格更低的地方，生產產品。我們也是外包，因為有些地方缺的是人手，有些地方不缺人手，缺的是有經驗的人。我們野生科技工作者，是專業型的外包人才。”

這話一出，群里的人是贊同的。大家都自稱自己是野生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特點是，大家能夠自由地工作，有活的時候都忙一點。在某些無比艱苦的環境里，像什么在沙漠里觀察沙雞的遷移啊，去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坡地帶尋找綠絨蒿啊。這些觀察與調查的工作——對于很多單位來說，沒有專業人員；對于有專業人員的單位來說，人手又忙不過來，或者說觀察與調查的成本太高，野生外包就派上了用場。

比如馮娟尋找綠絨蒿，那可是在荒無人煙的山中整整泡了四個多月，最后連生理期的必要物資都沒有了，還得硬熬在山上；有時候到野外觀測，食物卻在大本營，隨身的食物吃光了，就只能隨手找到蟲子吃，別以為是在開玩笑，馮娟就吃過蚱蜢。

所以，大家都在吃苦掙錢。不同的是，大家在掙這些錢時，事先都把要吃的苦，和獲得的收益，做出一個對比。

沒聽明白是吧，就是大家知道，吃多少苦，可以掙多少錢。這里面有個比較。在這個群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今天你發消息，我來接活，明天我發消息，你來接活。

別跟我談中介費，談到的話，你就可以滾出咱們的群，好好去干你的中介。

也就是說，在野生群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情況下，這個群里的每一位野生工作者，才能艱難又卑微，飽受打擊卻又充滿了熱情，喪失了社會地位卻又永不自卑地活著。

在“野生科技工作者”群里，只有伙伴，沒有中介。一旦出現了中介，就會破壞了這個群的氛圍，群很快就會解散，在利益面前，友情和信念很快就會越來越廉價，最終一文不值。

所以當大家看到類似于中介發布的信息時，一般都會連發布者帶著信息，一齊都趕出去。

但是這一次，群里的所有人都保持著安靜，甚至連群主都沒有說話，似乎默許了發布這樣的消息。

背后的原因，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一次零散工似的小活，其實都在耗盡大家的耐心和體力，可以苦中尋樂，但是大家知道，大家因為卑微和無能，才這樣抱在一起。在群里面，最老的野生科技工作者都已經七十多歲了，就是東北的老郝頭。

按照老郝頭的說法，他當年居住在大興安嶺的根河，那地方現在只有一個小火車站，居民都沒有幾位了。最早成為野生科技工作者的原因是，當年有人在大興安嶺的濕地里，挖出來了墓葬。結果老郝頭在陰差陽錯之中，就加入到考古隊里，幫人在沼澤里進行挖掘。

就這樣，老郝頭整整干了三十多年。累不累，當然累。

老郝頭身上的指甲節和足腳趾關節里，因為風濕和過于勞累，關節里積著水，一動就痛。用老郝頭的話來說，“我要是想身體不痛，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工作，拼命的工作。只要干起活來，我渾身上下所有的地方，才能變得舒暢一下，說不定，我上輩子就是螞蟻，這輩子投胎做了人，也沒有從上輩子的命里逃出來。”

聽了老郝頭的話，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件事，保持群里的氛圍，就能讓大家都能活下去，哪怕是活得很艱難。

艱難的活著，也是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