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六年深秋，京北市的銀杏葉已落滿全國議事會事務院的回廊，金黃的葉子被秋風卷著，在青石板上打著旋兒，像無數個不安的漩渦，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檐下的風鈴蒙著層薄霜，每一聲晃動都帶著沉甸甸的涼意，不再是春日的清脆，倒像鈍器敲在心上，沉悶而壓抑，仿佛在為遠方某個被掩蓋的罪惡預警。清晨七點，晨光剛爬上回廊的朱漆柱，我的辦公桌上就多了一份加密急件，牛皮紙信封邊緣磨得發毛，右上角印著“刑部特級密報”的火漆印章，暗紅的蠟印上刻著交叉的法槌與利劍，透著不容置疑的威嚴。
我拆開信封時，指尖不小心被粗糙的紙邊劃了道細痕，滲出的血珠滴在報告首頁，與紙上未干的淚痕混在一起。報告的字跡潦草而急促，顯然是連夜寫就，墨水在紙頁上暈開了好幾處：“議事長：據刑部駐花省刑司急報，花省千花村及周邊鄉鎮近半年內發生多起拐賣兒童、婦女案件，經初步核實，失蹤兒童7名（年齡3至12歲）、婦女5名（年齡19至42歲），疑似存在有組織犯罪團伙。受害者家屬近三個月內多次向當地刑司報案，均以‘證據不足’‘等待排查’為由未立案，部分家庭已舉家離鄉尋親，村中老人小孩人心惶惶，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附頁上是失蹤者的照片，塑封的紙片邊緣微微卷曲。最上面是個3歲的男童，穿著黃色小熊外套，手里舉著半塊餅干，眼睛笑得瞇成了縫；旁邊是位抱著嬰兒的婦女，碎花頭巾遮著半張臉，露出的眼睛里滿是溫柔；還有個12歲的女孩，扎著馬尾辮，校服上別著“三好學生”的徽章……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模糊卻真實的笑容，與報告里冰冷的“失蹤”二字形成刺目的對比，像針一樣扎進眼里。
通訊器幾乎同時尖銳地響起，打破了清晨的寂靜。是刑部尚書老李的聲音，帶著他任職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急促，甚至夾雜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議事長，您看到密報了嗎？花省刑司剛剛將詳細案情同步到刑部指揮中心，千花村的案子不是孤立的，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犯罪！有位上周僥幸逃脫的婦女在醫院里說，她們被關在深山的地窖里，鐵鏈鎖著腳踝，每天只給一碗稀粥，像牲口一樣被人販子挑挑揀揀，說‘哪個聽話就賣給好人家，不聽話就打斷腿’……”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像墜入深秋的冰湖。千花村這個名字并不陌生，那是花省有名的“花卉之鄉”，以種植牡丹、山茶、杜鵑等千種花卉聞名，去年我還在文旅司的簡報上見過那里的“千花節”盛況——漫山遍野的鮮花里，村民們載歌載舞，孩子們追著蝴蝶跑，一派安寧祥和。可誰能想到，在鮮花掩映的村莊里，竟藏著如此骯臟、如此殘酷的罪惡。“立刻通知全國議事會百姓代表，十分鐘后在一號議事廳召開緊急會議！”我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紐扣扣得太急，差點扯掉線頭，“同時告訴刑部指揮中心，立即啟動重大刑事案件應急預案，我要在會議上聽到具體的初步偵查方案，一分鐘都不能耽誤！”
趕到一號議事廳時，代表們已陸續到場，往日會前的談笑聲消失無蹤，連呼吸聲都放輕了。長條木桌上的茶杯沒人動，熱氣裊裊升起又迅速消散，像每個人心頭懸著的焦慮。老李捧著厚厚的卷宗站在臺前，投影儀的光束在白墻上投下失蹤者的信息，照片一張張閃過，廳里的空氣越來越凝重。“失蹤兒童最小的僅3歲，名叫小寶，是千花村村民張某的獨子，三個月前在村口玩耍時被兩名蒙面男子強行擄走，目擊者稱作案者駕駛一輛無牌白色面包車，車窗貼著深色膜，作案后沿山路快速消失。”老李的聲音沙啞，指著地圖上的紅圈，“失蹤婦女多為獨居或趕集時失聯，其中兩名是剛嫁入千花村的外地媳婦，還有三名是鄰村的獨居老人女兒。”
“為什么報案無果？！”閩省代表猛地拍了下桌子，木桌發出沉悶的響聲，他的臉因憤怒而漲紅，“7名兒童、5名婦女失蹤，這不是丟了只雞、少了只鴨，是活生生的人！當地刑司在干什么？他們的職責是保護百姓，不是讓百姓求助無門！”
花省代表的臉瞬間變得慘白，他站起身，雙手緊緊攥著衣角，指節泛白：“千花村地處山區，下轄8個自然村，分布在海拔300至800米的山坡上，監控覆蓋率不足30%，很多小路連信號都沒有。村民多為老人和兒童，年輕人外出務工，防范意識弱；之前報案時，受害者家屬提供的線索零散，有的說‘沒看清車牌’，有的說‘人販子戴口罩’，當地刑司便按普通失蹤案登記，直到上周一位被拐婦女逃回來，帶著滿身傷痕說清了被關押的細節，才發現這些案子的關聯性……”
“夠了！”我打斷他，指尖劃過照片上那個3歲男童的笑臉，指腹能感受到塑封紙的冰涼，“百姓把我們當靠山，把刑司當青天，可孩子被拐、婦女被擄，他們跑斷了腿報案，得到的卻是‘證據不足’！這不僅是犯罪團伙的罪惡，更是對民心的踐踏！”我轉向老李，目光銳利如刀，“刑部的初步方案是什么？需要議事會協調什么資源，盡管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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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調出偵查部署圖，圖上用紅、藍、黃三色標注著重點區域和行動路線：“我們計劃立即成立‘千花案’專案組，由刑部侍郎親自帶隊，從全國抽調50名刑偵骨干，包括痕跡鑒定、心理側寫、網絡追蹤等專業人員；同時協調花省周邊的東山、南河、浙省、閩省、湖廣五省刑司同步啟動聯防機制，封堵所有可能的拐賣通道；技術部門已連夜調取失蹤者的dna樣本，錄入全國失蹤人口數據庫比對，同時追查涉案車輛的軌跡。但此案涉及面廣，犯罪團伙反偵察意識強，很可能跨多省作案，需要更高層級的統籌協調，確保信息互通、行動統一。”
“全國議事會立即啟動重大刑事案件指揮中心！”我站起身，聲音傳遍整個議事廳，每個字都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指揮中心由我任總指揮，刑部、大理寺、民生都察院各派一名負責人參與，直接對接花省專案組，所有信息直達指揮中心，任何人不得截留、拖延！指揮中心設在議事院東配樓，24小時運轉，每小時向我匯報一次進展！”我頓了頓，目光掃過全場，落在每個人緊繃的臉上，“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以最快速度破案，解救所有受害者，將所有罪犯繩之以法，給失蹤者家屬一個交代，給全國百姓一個安寧！”
會議結束后，重大刑事案件指揮中心在半小時內迅速啟用。東配樓的大廳里原本的綠植被移走，換成了巨大的電子屏和拼接地圖，墻上貼滿了失蹤者的照片、案發地點示意圖、嫌疑人特征分析。刑部的干警們對著監控錄像逐幀分析，鍵盤敲擊聲此起彼伏；大理寺的官員們圍著法律條文討論量刑標準，時不時因某個細節爭得面紅耳赤；民生都察院的監督員們拿著電話，一個個聯系花省的受害者家屬，輕聲安撫他們的情緒，記錄下每一條可能的線索。
通訊器里的消息不斷傳來，像急促的鼓點敲在每個人心上：“花省刑司已出動200名干警，封鎖千花村及周邊所有進出路口，設置臨時檢查站，對過往車輛逐一排查”“技術部門在千花村南路口的泥地里提取到疑似作案車輛的輪胎印，花紋為‘朝陽牌’貨車胎，胎寬約215毫米”“逃回來的婦女王某回憶，被關押地點附近有‘花卉冷庫’的藍色招牌，周圍種著大片月季”“千花村村委會主任說，村里近半年有三戶人家突然蓋了新房，其中王老五家最可疑，他無正當職業，卻買了輛二手越野車”……
下午三點，我和老李、朱靜雯通過加密通訊系統連線花省專案組。屏幕上，專案組組長趙警官臉色黝黑，眼底布滿血絲，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顯然熬了不止一個通宵。“議事長，我們在千花村走訪了37戶人家，”他的聲音帶著疲憊，卻透著一股韌勁，“村民們對拐賣案諱莫如深，問起王老五，要么搖頭說‘不熟’，要么借口‘忙農活’躲開。有位70歲的張大爺偷偷拉著我說，‘村里有人靠這個掙錢，聽說王老五帶的人，心狠手辣，誰敢說出去，就卸誰的胳膊’。我們在村外的廢棄花卉大棚里發現了搏斗痕跡，泥土里有兒童的塑料涼鞋碎片，還撿到了一枚‘奧特曼’徽章，和失蹤的6歲男童小宇照片里戴的一模一樣，懷疑這里是作案現場之一。”
朱靜雯盯著屏幕上的大棚照片，照片里的大棚銹跡斑斑，塑料薄膜破了好幾個大洞，角落里堆著干枯的花枝。“千花村以花卉種植為主，每年有大量花卉通過物流發往全國各地，”她的指尖在桌上輕輕敲擊，思路清晰，“犯罪團伙很可能利用花卉運輸車輛藏匿被拐人員，花卉紙箱、冷藏車都是很好的掩護。立刻通知花省文旅司、農業司，提供近半年所有花卉運輸企業的車輛信息、司機名單、運輸路線，重點排查無牌、套牌車輛，以及近期突然增加夜間運輸的車輛。”
老李補充道：“讓技術部門立刻對大棚里的血跡、毛發進行dna比對，同時擴大走訪范圍，對村里有前科、近期突然暴富、頻繁與外地人員聯系的村民重點排查，特別是王老五，查他的銀行流水、通話記錄、車輛軌跡，務必找到突破口！”
傍晚六點，第一個突破性消息傳來。技術部門通過輪胎印數據庫比對，鎖定了一輛多次在案發時間段出現在千花村周邊的白色面包車，車主登記信息正是千花村村民王老五。“王老五，男，42歲，十年前因dubo被拘留過，無固定職業，靠打零工和偶爾幫人拉花為生。近半年他的銀行賬戶有12筆不明來源的大額轉賬，累計達28萬明元，上個月剛在縣城買了套120平米的新房，還買了輛二手越野車，這和他的收入水平完全不符！”技術科的小張在屏幕上展示著轉賬記錄，眼睛因興奮而發亮，“-->>我們還發現，他近三個月有37次與東山省淄博府、南河省林州市的號碼通話，最長一次聊了47分鐘！”
“王老五有重大作案嫌疑！”指揮中心里響起低低的歡呼，壓抑的氣氛終于有了一絲松動。我立刻下令：“趙警官，立刻帶人控制王老五，注意行動保密，不要打草驚蛇，爭取順藤摸瓜找出團伙核心成員和受害者藏匿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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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專案組帶著搜查令趕到王老五家時，迎接他們的只有一把鎖。院子里的雞還在啄食，鍋里的玉米粥已經涼透，顯然主人是倉促離開的。干警們撬開門鎖后，在臥室抽屜的夾層里發現了一本黑色皮面的加密賬本，紙頁泛黃，上面用暗號記著：“貨7（3小4大），女5（2青3熟），往東山3，南河4，浙2，款清交貨”，后面還附著一串可疑的銀行賬號和幾個潦草的地名：“千花棚、冷窯、月季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