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普萊斯律師放下手中的報紙，上面轉載了德國官方媒體對“某個西南歐國家領導人短視行為”的含沙射影的批評。他立刻明白了西班牙談判代表今天態度強硬的根源。

果然，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西班牙方面的首席代表，一位財政部的資深官員，一改往日的務實風格，帶著一絲為難卻又強硬的表情說道：

“普萊斯先生，鑒于近期某些…復雜的國際形勢，為了平衡與重要鄰國的關系，我國zhengfu決定，下一階段的采購計劃中，將引入一部分…德國制造的工業產品。當然，貴方的糧食和藥品，我們依然非常需要。”

普萊斯心中冷笑，面上卻不動聲色：“先生，您這是在單方面改變我們之前達成的合作意向。我們一直秉持誠信，優先保障貴國的供應，貴方現在引入第三方，而且是我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這嚴重破壞了貿易的公平性原則。”

西班牙代表早有準備，立刻反駁，語氣甚至帶上了幾分諷刺：“普萊斯先生，恕我直，‘貿易公平’這個詞，用在我們之間的合作上，是否有些…不合時宜？我們的交易，從頭至尾，都并非通過正常的、公開的國際貿易渠道進行。它建立在特殊的、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之上。既然如此，我國zhengfu從國家利益出發，采取一些靈活的外交和采購策略，也是合情合理的。這無關公平，只關乎生存與平衡。”

普萊斯知道，對方這是把佛朗哥應對德國壓力的政治難題，巧妙地轉化成了談判桌上壓價的商業籌碼。他不能點破，也無法在“公平”這個偽命題上糾纏。他深吸一口氣，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

“閣下，您的立場我明白了。但此事事關重大，超出了我的授權范圍。我需要將貴方的新條件，匯報給我的委托人，由他來定奪。談判暫時中止，如何？”

西班牙代表做了一個“請便”的手勢，臉上帶著一絲篤定，仿佛吃準了對方最終會妥協。

普萊斯立刻將情況加密電傳回洛杉磯。特納·史密斯在辦公室里與霍華德·修斯仔細分析了這份電報。

“佛朗哥這只老狐貍，”修斯皺著眉頭，“他想用德國人來壓我們降價。”

“不完全是，”特納的目光更深遠，“他是在玩平衡術。既不想得罪希特勒太狠，又想從我們這里繼續獲得好處。他提出購買德國工業品，一來可以安撫柏林，二來可以借此壓我們的價，三來…他可能也確實需要一些德國的重工業設備。一石三鳥。”

“那我們怎么辦？工業品價格堅決不降？”修斯問。

“當然不降。”特納果斷地說，“我們的工業品質量不比德國差，甚至更好。降價就等于承認我們心虛，也會損害我們未來在高端市場的定價權。但是，我們可以換個方式，滿足他‘平衡’的需求，同時把主導權抓回手里。”

他沉吟片刻，口述了給普萊斯的回電：

致普萊斯：

電文悉。西班牙方面引入德國競爭，意在施壓，可理解其政治困境，但商業原則不可退讓。

回復要點如下：

1.工業品價格，寸步不讓。可明確告知對方，我方產品品質與德國頂尖產品等同，且供應穩定可靠，無政治附加條件。若西班牙選擇價格更高或附帶政治條件的德國產品，乃其主權決定，我方尊重但表示遺憾。

2.作為展現我方誠意與鞏固伙伴關系的舉措，我們主動提出：下一階段，在原有基礎上，將糧食（特別是小麥和玉米）出口量再提升50%，并可接受一小部分以西班牙農產品（如橄欖油、葡萄酒）進行易貨貿易，緩解其外匯壓力。

3.強調核心利益：西班牙的穩定在于民生，民生的核心在于糧食。我方可為其提供最根本的保障。此乃我方不可替代之價值。

此方案既維護我方利益，又直擊其軟肋（糧食安全），并將議題焦點從工業品價格拉回至我方優勢領域。靈活執行。

特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