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層船艙，外面下著西非的小雨，風將窗簾撫動。

“姓名”

“威廉，威爾斯”

“身份”

“西非巡航艦隊指揮官”

“任務”

“巡航西非海岸，發現敵人就報告直布羅陀艦隊，并遲滯敵人！”

“你知道我們嗎？”

“不知道，但我肯定，你們不屬于拿破侖！”

威爾斯并沒有隱瞞什么，因為他知道，這些事情其他的船員也都知道。

“直布羅陀怎么樣了？”，右側一個一直沒有開口的魁梧男人，用英語問道。

威爾斯沉默，這些他不能再多說，這已經涉及軍事秘密。

“那我換一個問題，你們拿下巴黎了嗎？”

這個問題，所有船員都知道，無法隱瞞。

“沒有，俄國佬內亂，反法同盟戰敗！”

牛野此刻也不再問問題，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跳動。

可威爾斯卻說話了：“你們屬于哪一個勢力？”

看到牛野沒有回答，翻譯回答道：“媽祖軍”，

“為什么要襲擊英國艦隊？”，威爾斯繼續問。

牛野伸手，阻止了翻譯的回答。

他身體前傾，嚴肅的問道：“你們為什么要去遠東？”

“那里有我們的殖民地！”，威爾斯理所當然的回答。

“遠東以前沒有人嗎？你們為什么可以在遠東建立殖民地？”，牛野繼續問，他不喜歡英國佬此時的表情。

威爾斯作為老海軍，他去過印度的孟買，他當然知道，印度有人，而且人非常多。

“兩百年前，我們就建立了殖民地，這是歷史，也是事實”，威爾斯回答道。

突然，牛野笑了，“所以，你們在別人的土地上，用槍炮建立殖民地，是歷史，也是事實，對嗎？”

威爾斯聳聳肩，“確實如此！”

牛野忽然說道，“我們準備在英國建立殖民地！”

威爾斯猛地抬起頭，死死的盯著牛野，“這不可能，英國人絕不同意！英國海軍會狠狠地反擊你們！”

牛野笑了，“你為什么憤怒？我有些好奇，為什么你們可以，而我們卻不可以？”

“因為英格蘭代表文明，而你們屬于野蠻！”，威爾斯的回答非常刺耳，但這就是西方人，近百年以來一直持有的想法。

“英國？文明？”，牛野笑了。

他輕聲問道：“你知道1770年在孟加拉發生了什么嗎？”

威爾斯并不知道，他搖了搖頭。

牛野說了一個數字：“你們為了錢，活活餓死了1000萬孟加拉人。”

威爾斯猛地站起來，“這不可能，你胡說，一千萬人，那是多么大的數量，這不可能！”

英國并沒有將這些歷史告訴所有人民，雖然有報紙報道孟加拉發生饑荒，可是沒有任何報紙說明原因，說明是英國人的貪婪，害死了一千萬孟加拉百姓。

牛野吩咐了幾句，于是一個老師，一個懂英文的荷蘭傳教士走進了審訊室，他向威爾斯說明了一切。

“你是說，稅收，鴉片，不讓種莊稼，活活餓死了一千萬人？”，威爾斯第一次聽說，他簡直不敢相信。

“威爾斯，跟著護送船隊回去，你可以親自去孟加拉，找當地人問一問，看看是不是真的！你們財富的來源，你們所有科學資金的來源，底下是無數人的尸骨，是無數家庭的悲嚎。同時，你還會被送往澳洲，在那里工作三年，三年以后你可以選擇回英國，或者留在澳洲。”

牛野走出了房間，他并不是sharen魔，他也不覺得每個英國人都該死。

英國屬于西方，他們在那樣一個狼性文明圈里，天生就會進化成那個樣子。

如果英國仁慈，那么西班牙，法國，荷蘭就會吞掉他們，殖民地還是會擴張，屠殺并不會停止。

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質和底色！

你問，為什么？

因為歐洲是分裂的！

分裂就代表無盡的戰爭！

無盡的戰爭，就需要不斷的強化軍事投入！

軍事投入需要金錢，靠勞動所得慢慢發展？

那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會把你屠殺的一干二凈！

所以，為了活下去，他們必須學習屠殺，學習殖民，學習劫掠，學習一切可以快速獲得金錢的手段！

當海佬越久，牛野就越來越了解海洋和從屬于海洋的文明。

從骨子里來說，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是非常相似的存在。

最早的游牧文明，他們在追逐牧場，而最早的海洋文明則在追逐魚群！

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是人類歷史上兩種重要的非農耕文明形態，骨子里他們都屬于“流動性文明”，以對自然資源的動態利用、對固定疆域的弱依賴性、對開放與擴張的天然傾向為核心特征，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人類文明的譜系中，農耕文明因依賴土地的穩定耕作而被視為“定居型文明”的典型；與之相對，海洋民族（如古希臘、腓尼基、維京人、大航海時代的歐洲諸國）與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阿拉伯貝都因人）則分別依托海洋與草原環境，形成了以“流動性”為內核的生存方式。

盡管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活動空間（海洋與草原）、核心資源（漁業航海貿易與牲畜）存在顯著差異，但其形成邏輯、發展路徑與社會本質具有高度相似性——二者均是在資源非集約化、環境高變動性的條件下，通過動態適應與主動拓展形成的“非定居型文明”，并共享著一系列核心特征。

草場有可能枯萎，漁場也有可能消失。

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生存基礎均建立在對“非穩定、非固定”自然資源的依賴之上，這種資源特性直接塑造了其“動態適應”的生存邏輯。

如果農耕文明的核心是“土地”，通過精耕細作將太陽能轉化為穩定的糧食產出，其資源分布具有空間固定性（耕地）與時間周期性（季節輪作）的雙重特征。而海洋民族依賴的漁業、海鹽、航海貿易，以及游牧民族依賴的草場、牲畜，均屬于空間分散（海洋無邊界、草原無固定邊界）、時間波動性大（季風影響漁汛、氣候變化決定草場豐歉）的資源類型。例如，腓尼基人的繁榮依托地中海沿岸零散的港口與貿易節點，而非連片的耕地；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需隨季節遷移以尋找新草場，無法像農耕者一樣長期定居于單一土地。

面對資源的不確定性，這兩個文明均發展出高度靈活的適應機制：海洋民族通過造船技術、航海知識與貿易網絡，將“不可控的海洋風險”轉化為“可利用的商業機遇”；游牧民族則通過“逐水草而居”的遷徙模式，根據氣候與草場變化動態調整駐地，形成“春洼、夏崗、秋平、冬陽”的季節性遷移規律。這種對環境的“主動適應”而非“被動改造”，是其區別于農耕文明的核心特征——農耕文明通過灌溉系統、土壤改良等技術試圖“固定”資源產出，而海洋與游牧文明則選擇“追隨”資源的自然分布。

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經濟體系均以交換、流動與外部依賴為特征，與農耕文明的自給自足型自然經濟形成鮮明對比。

它們不像農耕文明可以通過種植糧食與飼養少量家畜實現基本生存需求的自給，而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核心生產活動本身即具有“非自足性”：海洋民族的漁業產品（如魚類、海鹽）與航海貿易（如轉運香料、金屬）需依賴外部市場消化；游牧民族的牲畜（如馬匹、羊皮）雖可提供肉奶與皮毛，但單一經濟形態難以滿足工具、糧食等全部需求，必須通過與其他文明的交換獲取補充。例如，匈奴人通過向漢朝輸出馬匹與皮革換取絲綢與糧食，維京人通過劫掠與貿易將北歐的毛皮、琥珀運往地中海沿岸。

兩者的經濟繁榮，本質需要建立在“流動”之上：海洋民族通過控制海上通道（如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印度洋的阿拉伯航海者）、建立最早的殖民商業據點（如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城邦）實現資源與財富的匯聚；游牧民族則通過“轉場貿易”（如蒙古高原與中原之間的茶馬互市）或長途劫掠（如蒙古西征中對絲綢之路商隊的控制）獲取必需物資。這種經濟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外部導向型”的開放系統，其生命力依賴于與其他文明的互動，而非封閉的自我循環。

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社會組織均呈現出弱邊界性、高機動性與扁平化結構的特點，與農耕文明的“固定疆域+等級化集權”形成對比。

農耕文明以“領土”為核心，通過城墻、邊界與戶籍制度確立穩定的統治范圍；而海洋民族的活動范圍是“航線與港口網絡”，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間是“季節性遷徙路線”，二者均無明確的地理邊界。例如，古希臘城邦的公民身份基于血緣與城邦歸屬，而非土地所有權；蒙古帝國的“疆域”本質上是可汗權威輻射下的部落聯盟，其控制力隨軍事力量的強弱動態變化。

游牧文明的邊界取決于軍事人口和馬匹數量，海洋文明的邊界取決于水手和海船的數量。

早期，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社會組織通常以小型共同體（部落、船隊、家族）為基礎，通過血緣、地緣或利益紐帶形成松散聯合。

就像廣福源號，其實就是廣東潮州人的宗族和鄉里構成，圈子非常小，大多都有血緣關系。

維京人的長船艦隊常由親屬或盟友組成，航行目標與收益按約定分配；

蒙古部落則以“斡魯朵”（家族單位）為核心，可汗通過軍事威望與分配戰利品的權力維系聯盟。

這兩種結構都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在資源充足時分散為小群體，面臨危機時迅速聯合為大規模行動單元（如游牧民族的部落聯盟戰爭、海洋民族的部落聯合遠征）。

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的文化精神均以流動性、冒險性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態度為內核，形成了區別于農耕文明的獨特價值觀。

農耕文明推崇“安土重遷”“落葉歸根”，將土地視為身份與歸屬的象征；

而海洋民族與游牧民族則將“移動”本身視為生命力的體現——海洋民族的航海者以“探索未知海岸”為榮，游牧民族的騎手以“跨越千里草原”為傲。

例如，古希臘神話中的奧德修斯歷經十年漂泊才回歸故鄉，卻被視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