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明朝考公界的“反卷”達人，出道即帶刺

永樂十九年的北京科舉考場，彌漫著一股詭異的氣氛。考生們不是在偷偷往袖子里塞小抄，就是對著主考官的方向頻頻作揖，唯有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襟危坐得像塊剛出爐的青磚——此人便是于謙。

彼時的明朝科舉圈，流行著一套“潛規則生存指南”：考前得給主考官送點“潤筆費”，答卷時要故意在文中埋幾個“暗號典故”，哪怕寫得一般，只要讓考官看出“自己人”的痕跡，名次也能往前挪挪。可于謙偏不，他不僅把筆墨紙硯擺得像儀仗隊，寫策論時更是像在給皇帝寫就職演講，字里行間全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硬氣，連個客套的謙辭都懶得加。

放榜那天，主考官拿著于謙的卷子，氣得胡子直抖：“這小子是來考試的，還是來訓話的？”旁邊的副考官湊過來看了兩眼，突然一拍大腿：“這文筆，這見識，比那些只會拍馬屁的強十倍！咱們要是因為他不懂規矩就刷掉，將來怕是要被罵眼瞎。”于是，于謙硬是憑著一股“我寫我的，你愛錄不錄”的犟勁，考上了進士，成了明朝公務員隊伍里的一朵“帶刺的玫瑰”。

剛入職那會兒，同事們都覺得這新同事有點“社交障礙”。按規矩，新科進士得給前輩們“拜碼頭”，拎點家鄉特產聊表心意，于謙卻提著一捆書就去了。有人提醒他：“于兄，你這樣會被穿小鞋的。”于謙翻著書頭也不抬：“穿就穿，反正我腳大，擠不死。”

更絕的是他在御史任上的操作。有次明宣宗朱瞻基要去北方巡查，大臣們都忙著寫“陛下圣明，此行必能一統宇宙”的贊歌，于謙卻遞上奏折，劈頭蓋臉就是一句：“陛下，邊境軍糧還沒補齊，驛站馬匹缺了一半，先解決這些再出門，行嗎？”朱瞻基拿著奏折愣了半天，突然笑了：“這小子，跟我爹（朱棣）當年罵大臣的口氣一模一樣，有點意思。”不僅沒罰他，反而覺得這年輕人實在，把他調到江西當巡按，專門負責查冤案。

到了江西，于謙直接把辦公點搬到了監獄門口，誰家喊冤他就提審誰，卷宗堆得比他還高。有個地主誣陷佃戶偷牛，買通了縣令定了罪，于謙查了三天，硬是從牛的牙口記錄里找出破綻——那牛當年才兩歲，根本拉不動地主說的“被盜的犁”。真相大白那天，地主跪地求饒，于謙盯著他說：“我這兒不是菜市場，別想著討價還價。”當地百姓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于青天”，但同僚們暗地里叫他“于閻王”——畢竟誰也不想被這尊“鐵面神”抓住小辮子。

這時候的于謙，就像一塊剛從礦里挖出來的生鐵，帶著棱角，透著寒光，還沒學會官場的“圓融”。但他大概沒想過，正是這份“不圓融”，會在二十多年后，成為支撐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脊梁。

第二章：敢跟權宦硬剛的“職場刺頭”，坐牢也不忘懟人

正統年間的明朝官場，被一個太監攪成了一鍋渾水——此人便是王振。這王公公仗著是明英宗朱祁鎮的“童年玩伴”，把朝堂當成了自家后花園，大臣們見了他，要么點頭哈腰，要么裝聾作啞，唯獨于謙，見了面連個笑臉都懶得給。

按當時的“職場規矩”，官員進京述職，總得給王振帶點“見面禮”。別人不是送金銀，就是送古玩，最次也得包個紅包。于謙每次從河南、山西巡撫任上回京，行李里除了公文就是幾件換洗衣裳。有人勸他：“于大人，哪怕帶點當地的土特產呢？比如河南的棗，山西的醋，意思意思也行啊。”于謙聽完，抖了抖袖子，哈哈大笑：“我這袖子里，只有清風，夠不夠？”——后來那句“兩袖清風”的典故，就從這兒來的。

王振聽說這事兒，氣得把茶杯都摔了：“一個巡撫，敢不給我面子？真當我是擺設？”沒過多久，他就找了個由頭，給于謙安了個“擅離職守”的罪名，扔進了大牢。

消息傳開，河南、山西的百姓炸了鍋。兩地的鄉紳帶著數千村民，浩浩蕩蕩趕到北京城外請愿，連當地的藩王都上奏說：“于謙在任時，修了黃河大堤，辦了糧倉，百姓沒餓著，邊境沒亂過，這么好的官，不能說抓就抓啊！”王振本來想拿捏一下于謙，沒想到弄出這么大動靜，怕把事情鬧大，只好灰溜溜地把于謙放了，還假惺惺地給了他個“大理寺少卿”的官做——相當于從地方官調回中央，看似升職，實則被架空。

于謙倒也不惱，該上班上班，該懟人懟人。有次朝堂討論要不要給王振修“生祠”（活人紀念館），大臣們紛紛附和，說“王公公勞苦功高，該修”，于謙突然站起來：“朝廷的錢，應該用在軍餉和賑災上，修個祠堂讓百姓拜太監？我不同意。”話音剛落，整個朝堂鴉雀無聲，王振的干兒子馬順想跳出來罵他，被于謙一個眼刀瞪了回去：“有本事你再說一遍？”馬順愣是把話咽了回去——他知道，這于老頭看著文弱，真急了能跟你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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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的于謙，就像職場里那種“業務能力強但情商為負”的骨干，領導想提拔他又怕他惹事，想開除他又離不了他。他自己倒活得通透，白天在朝堂上跟人吵得面紅耳赤，晚上回家就寫詩，“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這兩句，就是他在這時候寫的——與其說是寫石灰，不如說是在寫自己：任憑你怎么燒、怎么砸，我該是什么樣，還是什么樣。

誰也沒想到，這場“職場拉鋸戰”很快會被一場驚天巨變打斷。正統十四年，王振攛掇英宗御駕親征瓦剌，于謙拼命反對：“陛下，瓦剌騎兵跟咱們玩的是游擊戰，您帶著幾十萬大軍去草原，糧草跟不上，指揮亂哄哄，這不是送人頭嗎？”可被王振灌了迷魂湯的英宗，根本聽不進去，還罵于謙：“你就是膽小！”結果，這一去，就鬧出了明朝歷史上最丟人的“土木堡之變”——皇帝被俘，幾十萬精銳全軍覆沒，瓦剌大軍直逼北京。

第三章：北京保衛戰：臨時ceo的“絕地反殺”操作

土木堡的敗報傳到北京那天，整個朝堂像被捅了的馬蜂窩。大臣們哭的哭，鬧的鬧，有個叫徐有貞的翰林院編修，拿著天文望遠鏡裝模作樣看了半天，說：“我夜觀天象，北京要完，不如咱們遷都南京吧！”這話一出，立馬有人附和，眼看大明就要上演“南宋南遷2.0版”，于謙突然一拍桌子，聲如洪鐘：“誰再敢說遷都，就先斬了我！”

滿朝文武瞬間安靜。只見于謙往前走了三步，對著孫太后（英宗他媽）一拱手：“陛下被俘，是國難，但不是亡國！瓦剌想拿皇帝當籌碼逼我們投降，門兒都沒有！當務之急，是立太子為新君，穩定人心，然后調集軍隊，死守北京！”

孫太后被他說得一愣一愣的，旁邊的吏部尚書王直趕緊點頭：“于大人說得對！我們聽他的！-->>”于是，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被推上了皇位（明代宗），于謙則被火線任命為“兵部尚書”，成了大明王朝的“臨時ceo”，手里握著保衛北京的全部權力。

可這權力背后，是個爛得不能再爛的攤子：京城里能打仗的士兵不到十萬，還多半是老弱病殘；糧倉里的糧食只夠吃一個月；更要命的是，大臣們各懷鬼胎，有人偷偷給瓦剌送消息，有人天天盼著南遷，連新皇帝朱祁鈺都哆哆嗦嗦地問于謙：“于大人，咱能守住嗎？”

于謙的回答就四個字：“死磕到底。”

他的操作堪稱“危機公關”教科書級別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