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筆桿子戰神”張說：憑一支筆搞事業，順便和姚崇“互懟”的一生

    序章：不是所有姓張的都叫“流量”，他叫“實力派”

    在武則天到唐玄宗那幾十年亂糟糟的大唐職場里，要是搞個“最會用筆桿子混飯吃”排行榜，張說敢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這人祖籍洛陽，出身官宦世家，但不是那種一出生就含著金湯匙的頂級豪門——他爹最高也就做到刺史，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市長，不算頂流，但也夠給他鋪個“考公”的基礎臺階。

    張說小時候就跟別的熊孩子不一樣，別人爬樹掏鳥窩的時候，他抱著《左傳》啃得津津有味；別的小孩比誰彈弓打得準，他比誰寫的文章被先生圈的紅圈多。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別人家的孩子”，還是“學霸型”的。不過他沒走“拼爹”的捷徑，而是扎扎實實走科舉路——畢竟在武則天時代，科舉才算真正給寒門（哦不對，他算中產）子弟打開了上升通道，不像以前全靠門閥推薦，你再有才，沒人引薦也白搭。

    有人可能會問：唐朝科舉難不難？這么說吧，當時考個進士，比現在考清北還難，每年錄取人數也就幾十人，有時候甚至個位數。而張說考的還不是普通進士，是“制舉”——這玩意兒比進士科還高級，相當于“特招公務員考試”，專門選拔有特殊才能的人，題目更偏實務，也更考驗真本事。

    永昌元年（689年），22歲的張說參加制舉，題目是“賢良方正科”，說白了就是考“你怎么當一個好官，怎么給國家提建議”。當時參加考試的有上千人，張說一沒托關系，二沒走后門，就憑一篇策論，直接拿下全國第一。武則天看完他的卷子，當場拍板：“這小伙子行！腦子清楚，文筆還溜，留中央用！”

    就這么著，張說一出道就站在了別人一輩子都未必能摸到的——授太子校書郎，雖然官階不高（從九品下，相當于現在的副科級），但勝在平臺好，能在太子身邊干活，還能接觸到中央核心文件。用職場術語說，這叫“入職即進核心儲備人才庫”，未來可期。

    不過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個22歲的“職場新人”，后來會成為橫跨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政壇常青樹”，還能憑一支筆寫出“燕許大手筆”的名頭，更能在波譎云詭的權力斗爭里，既沒被砍頭，也沒被流放致死，最后還能善終，順便給唐朝搞了個兵制改革——這人生劇本，比現在的職場爽文還精彩。

    第一章：剛正不阿的“刺頭”：敢跟武則天的“紅人”叫板

    張說入職后，憑借一手好文筆和腦子活，升職速度不算慢。沒過幾年，就從太子校書郎升到了鳳閣舍人（中書舍人），官階從六品上，相當于現在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專門給皇帝寫詔書、擬文件。這崗位是實打實的“筆桿子核心崗”，皇帝的想法能不能變成正規的“紅頭文件”，全看這些舍人的本事。張說在這個崗位上做得風生水起，武則天對他的文筆特別滿意，有時候甚至會說：“這事兒不用讓別人寫了，叫張說過來，他寫的朕放心。”

    要是換個圓滑點的人，拿到皇帝的信任，肯定會趁機抱大腿、搞關系，比如跟當時武則天身邊最紅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搞好關系。這倆兄弟是武則天的男寵，仗著武則天的寵愛，簡直是“大唐頂流網紅”，權力大到能干預朝政，大臣們要么巴結，要么裝看不見，沒人敢得罪。

    但張說偏不。他是個典型的“文人風骨黨”，眼里揉不得沙子，見不得這倆兄弟仗勢欺人。有一次，張易之想讓張說幫他寫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想把自己包裝成“賢良忠臣”，還暗示寫完了就給張說升職。換別人可能就答應了，不就是寫篇文章嘛，又不費力氣，還能換個好前程。結果張說直接拒絕：“我是給朝廷寫文書的，不是給私人寫吹捧文章的。您要是有政績，朝廷自然會表彰；要是沒政績，我寫了也沒人信。”

    張易之當時就臉黑了：“你不給我面子？”張說還挺硬氣：“不是不給您面子，是我得對得起手里的筆，對得起朝廷給我的俸祿。”

    這事兒還不算完。后來張易之兄弟陷害宰相魏元忠，想讓張說做偽證，證明魏元忠“謀反”。張易之提前威脅張說：“你要是敢不配合，小心你的腦袋！”到了武則天面前對質的時候，張說一開始有點猶豫——畢竟跟張易之硬剛，風險太大了。但他看到魏元忠被冤枉的樣子，又想起自己的初心，當場改口：“陛下，臣剛才是被張易之脅迫的，魏宰相是忠臣，從來沒說過謀反的話！”

    這話一出口，滿朝震驚。武則天也愣了，張易之兄弟更是氣得跳腳，當場就喊“張說撒謊”。但張說既然敢說，就沒怕過——他把張易之怎么脅迫他的過程全說了出來，條理清晰，證據（雖然是口頭的）確鑿。

    武則天雖然寵信二張，但也不是完全糊涂，知道張說沒撒謊，可又不想讓二張下不來臺，最后折中處理：沒治魏元忠的死罪，但把他貶官了；張說因為“辭不當”，也被貶了——從中央的中書舍人，一下子貶到欽州（現在的廣西欽州）當司戶參軍，相當于從中央辦公廳秘書貶到地級市的民政科科員，落差不是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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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張說傻：“跟二張硬剛有什么好？丟了官，還去那么偏遠的地方受苦。”但張說不這么想，他在去欽州的路上，還寫了首詩：“萬里南遷客，三年厭瘴氣。不知吾罪也，天造此山川。”意思是“我雖然被貶了，但我沒做錯，這是老天爺讓我來體驗生活呢”。

    你還別說，他在欽州還真沒躺平。當時欽州是偏遠地區，經濟落后，百姓生活苦，還經常有少數民族沖突。張說到了之后，沒擺“前中央官員”的架子，而是深入基層，跟百姓聊天，了解他們的困難。他還幫當地修水利、教百姓種莊稼，甚至還調解了幾起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當地百姓都覺得：“這個貶來的官，跟別的官不一樣，是個辦實事的。”

    后來有人把張說在欽州的政績報告給武則天，武則天也有點后悔，覺得當初貶得太狠了。沒過幾年，就把張說調回了內地，先在岳州（現在的湖南岳陽）當刺史，后來又調回中央。

    這一次貶謫，讓張說明白了兩個道理：第一，職場里不能太剛，得學會保護自己；第二，不管在什么崗位，只要好好干活，總能被看見。不過他骨子里的“剛”，其實沒怎么變——后來跟姚崇互懟，還是因為他覺得“不對的事，就得說”。

    第二章：中宗復位：職場“復讀生”的逆襲，順便成了“修史達人”

    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逼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位，唐朝又回到了李氏手里。這時候，當初因為得罪二張被貶的官員，大多都被召回中央，張說也不例外——他被任命為兵部員外郎，后來又升為工部侍郎，相當于從“地方官”重新回到“中央部委領導”序列，成了職場里的“復讀生”，但這次復讀，他的比第一次更高。

    中宗時期的唐朝政壇，其實挺亂的——中宗性格軟弱，老婆韋皇后和女兒安樂公主想當第二個武則天，到處安插親信，朝政被搞得烏煙瘴氣。很多大臣要么投靠韋后，要么明哲保身，只有少數人敢站出來說話，張說就是其中一個。

    有一次，安樂公主想讓中宗立她為“皇太女”（相當于儲君），還讓大臣們表態。很多人不敢反對，只有張說站出來：“陛下，自古以來，儲君都是立皇子，沒聽說過立皇太女的。要是立了皇太女，天下人會怎么看？朝廷的規矩還怎么立？”

    安樂公主當場就火了，指著張說的鼻子罵：“你算什么東西，也敢管我的事！”張說也不慫：“我是朝廷的大臣，就得管朝廷的事。皇太女這事不符合規矩，我不能同意。”

    中宗雖然寵女兒，但也知道張說說得有道理，最后沒敢立皇太女。這事之后，韋后和安樂公主都恨上了張說，總想找機會整他。張說也知道自己在中央待不下去了，就主動申請外放，去相州（現在的河南安陽）當刺史。

    在相州任上，張說還是老樣子，辦實事——修城墻、整吏治、安撫百姓，把相州治理得井井有條。后來中宗被韋后和安樂公主毒死，李隆基（也就是后來的玄宗）和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了韋后和安樂公主，擁立睿宗李旦復位。

    睿宗復位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張說——因為張說不僅有才華，還一直反對韋后，是“自己人”。于是，張說又被調回中央，這次直接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從地方官到宰相，張說只用了兩年時間，這速度在唐朝政壇里算是“火箭提拔”了。不過當上宰相后，張說的第一個大任務，不是處理朝政，而是“修史”。

    睿宗讓張說主持編修《則天實錄》，也就是記錄武則天時期的歷史。這活兒不好干——武則天是睿宗的媽，既要客觀記錄她的政績（比如重視科舉、發展經濟），又要記錄她的過錯（比如重用酷吏、寵信二張），還不能得罪睿宗，更不能讓后人覺得唐朝“不正統”。

    很多人都勸張說：“你就多寫點武則天的好，少寫點不好的，免得惹麻煩。”張說卻不這么干，他說：“修史的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要是光說好話，那史書還有什么用？后人怎么知道歷史的真相？”

    于是，張說帶著一群史官，查遍了武則天時期的宮廷檔案、奏折、民間記載，花了一年多時間，編成了《則天實錄》。這本書里，既寫了武則天開創殿試、發展農業的功績，也寫了她重用酷吏、濫殺無辜的過錯，還客觀記錄了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的過程。睿宗看完后，不僅沒生氣，還夸張說：“你編的這本書，既不偏袒，也不抹黑，是真正的‘信史’。”

    后來，玄宗即位后，也讓張說繼續修史，編修《唐六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記載唐朝官制的書，相當于現在的“唐朝zhengfu機構說明書”。《唐六典》詳細記錄了唐朝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的職責、官階、俸祿，甚至連官員的服飾、禮儀都寫得清清楚楚。這本書編了十幾年，張說是主要負責人之一，為后來唐朝的官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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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張說一個宰相，不好好處理朝政，天天跟史書打交道，是不是不務正業？”其實不是——在古代，修史是國家大事，尤其是唐朝，特別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張說通過修史，不僅梳理了唐朝前期的歷史脈絡，還為后來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參考，比如他在《唐六典》里提出的“精簡機構、明確職責”，后來就被玄宗采納，成了唐朝中期官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不過，就在張說修史修得風生水起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一生之敵”——姚崇。這倆人都是宰相，都有才華，都想為唐朝做事，但性格和做事風格完全不一樣，一場“宰相互懟大戲”，就此拉開序幕。

    第三章：“姚張之爭”：務實派vs文藝派，宰相辦公室的“神仙打架”

    姚崇比張說大11歲，是個典型的“務實派”官員——他不擅長寫文章，但特別會處理實際問題，比如治理蝗災、整頓吏治、穩定邊疆，都是一把好手。而張說則是“文藝派”官員——文筆好，有學問，擅長制定長遠規劃，但有時候會顯得“理想化”，不太接地氣。

    兩人一開始沒什么矛盾，甚至還互相欣賞——姚崇覺得張說有學問，能幫朝廷制定規章制度；張說覺得姚崇會辦事，能解決實際問題。但自從兩人都當上宰相后，矛盾就慢慢出來了，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用人之爭”。姚崇用人，只看能力，不看出身和資歷——哪怕你是寒門子弟，只要有本事，他就推薦你當官；哪怕你是世家子弟，沒本事，他也不重用。而張說用人，更看重“學問”和“品行”——他覺得當官的得有文化，得有風骨，不然就算再會辦事，也容易走歪路。

    有一次，姚崇推薦一個叫魏知古的官員當宰相。魏知古是寒門出身，沒什么學問，但特別會處理財政問題。張說當場就反對：“魏知古雖然會管錢，但他沒讀過多少書，連基本的禮儀都不懂，當了宰相，怎么跟其他大臣交流？怎么給陛下提建議？”

    姚崇反駁：“陛下讓我們當宰相，是讓我們解決問題的，不是讓我們比誰讀書多的。魏知古能解決財政問題，這就是他的本事，為什么不能當宰相？”

    兩人吵得面紅耳赤，最后睿宗拍板：“魏知古先當門下省侍中，暫不拜相，先看看他的表現。”這事雖然暫時解決了，但兩人的矛盾也加深了。

    第二，“政策之爭”。姚崇主張“精簡機構、裁汰冗官”——當時唐朝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太多，很多人拿著俸祿不干活，浪費國家財政。姚崇想把這些“閑官”裁掉，減輕國家負擔。而張說反對，他覺得這些官員大多是“開國功臣之后”或者“跟著陛下打天下的人”，裁掉他們會“寒了人心”，還可能引發動亂。

    姚崇說：“國家財政都快撐不住了，再不裁官，以后連軍餉都發不出來了，到時候-->>才會出亂子！”張說反駁：“裁官容易，但這些人沒了工作，會到處抱怨，甚至勾結起來反對朝廷，到時候更難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