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的“調解秘訣”就三個字：“不站隊、給臺階、畫大餅”。不管哪派來求他幫忙，他都不直接答應，也不直接拒絕，先聽對方吐槽，再順著對方的話說幾句，最后給出一個“兩邊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皖系想擴軍，直系不同意，徐世昌就提議“皖系負責邊防，直系負責內地治安，各自擴軍但互不干涉”；奉系想進關，皖系反對，他就說“奉軍進來幫著打南方，打完就回東北，給張作霖個‘東三省巡閱使’的頭銜”。雖然這些方案都是“治標不治本”，但至少能暫時平息戰火，徐世昌也因此得了個“北洋潤滑劑”的外號。
    不過徐世昌也有“翻車”的時候。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生們抗議“巴黎和會”上的不平等條約，要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皖系軍閥主張“鎮壓學生”，直系軍閥想“借學生打壓皖系”，徐世昌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他既不想得罪軍閥，又不想被罵“賣國賊”，于是想出了個“折中方案”：一面下令“解散學生youxing隊伍”，一面又偷偷給學生送水送吃的，還罷免了幾個“替罪羊”官員。結果兩邊都不滿意——皖系罵他“軟弱”，學生罵他“虛偽”，徐世昌只能躲在總統府里嘆氣：“這總統當得，比秀才趕考還難。”
    第五章總統任期“續命術”：在亂局中當“甩手掌柜”
    1918年，徐世昌在皖系的支持下，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不過這個總統堪稱“史上最憋屈總統”——實權全在段祺瑞手里，他就是個“蓋章工具人”。可徐世昌卻不這么想，他覺得“只要在這個位置上，就有機會掌權”，于是開始了他的“總統續命術”。
    第一步是“裝糊涂”。段祺瑞每次拿著文件來讓他蓋章，他都不細看，直接蓋，還笑著說：“芝泉辦事，我放心。”可暗地里，他卻派親信去收集皖系的“黑料”，比如段祺瑞挪用軍餉、安插親信等。有人問他為啥不直接反對，他說：“現在皖系勢力大，硬拼肯定輸，不如先忍著，等他們自己出錯。”
    第二步是“拉關系”。他知道直系和奉系都不滿皖系獨大，于是經常偷偷召見曹錕（直系）、張作霖（奉系），跟他們說“皖系太霸道，咱們得聯合起來制衡他們”，還許諾“要是你們能扳倒皖系，我給你們加官進爵”。曹錕和張作霖本來就想找機會收拾段祺瑞，一聽徐世昌這么說，立馬就跟他結成了“秘密同盟”。
    第三步是“借刀sharen”。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徐世昌表面上“呼吁和平”，暗地里卻給直系和奉系通風報信，告訴他們皖系的兵力部署。結果皖系大敗，段祺瑞被迫辭職，徐世昌終于“奪回”了部分實權。可沒過多久，直系和奉系又因為“分贓不均”吵了起來，徐世昌又故技重施，一邊勸曹錕“張作霖只是想撈點好處，給他點地盤就行”，一邊勸張作霖“曹錕是直系老大，得給面子”，硬是把兩邊的戰火壓了下去。
    不過徐世昌的“小聰明”也只能維持一時。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獲勝，曹錕想當總統，就開始逼徐世昌“辭職”。曹錕派親信拿著“辭職書”去總統府，說：“總統要是識相，就自己辭職，不然我們就派兵來‘請’你走。”徐世昌看著“辭職書”，知道自己這次躲不過去了，可還是想“體面點”，他跟親信說：“我可以辭職，但得等我把總統印信交給下一任，不能這么草率。”最后，他在辭職書上簽了字，收拾行李回了天津老家，結束了四年的總統生涯。
    有人說徐世昌“窩囊”，連總統都當不安穩，可他卻看得開：“總統這個位置，就像坐在火上烤，誰坐誰難受。我能平安退下來，已經很不錯了。”這話還真沒說錯——北洋時期的總統，要么被氣死（袁世凱），要么被趕走（黎元洪），要么被刺殺（曹錕后來也遭了難），徐世昌能“全身而退”，已經算是“人生贏家”了。
    第六章晚年“佛系生活”：從官場大佬到“文化達人”
    回到天津老家后，徐世昌徹底“躺平”了，再也不過問政治。有人勸他“出山幫著調停軍閥混戰”，他搖搖頭說：“我都70多歲了，管不動這些事了，還是在家養花種草舒服。”不過他的“退休生活”可一點都不單調，反而活成了“文化達人”。
    徐世昌一輩子都喜歡讀書寫字，退休后更是把“文化事業”當成了主業。他在天津的家里建了個“退耕堂”，收藏了上萬冊古籍，每天早上起來先讀兩個小時書，下午就練書法，晚上還跟文人墨客一起吟詩作對。他的書法堪稱“一絕”，尤其是楷書，端莊大氣，當時很多人想求他一幅字，得排隊等好幾個月。有人出高價買他的書法，他卻很少賣，說：“寫字是愛好，不是賺錢的工具。”
    除了書法，徐世昌還喜歡“編書”。他牽頭編纂了《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匯》等書，光《晚晴簃詩匯》就收錄了近兩萬首詩，從清初到清末的詩人幾乎都涵蓋了。為了編這本書，他每天泡在書房里，逐字逐句地校對，連吃飯都讓人送到書房。有人問他：“這么累的活兒，你圖啥？”他說：“這些詩都是前人的心血，要是丟了就太可惜了，我得把它們保存下來，留給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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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意思的是，徐世昌還搞起了“教育慈善”。他用自己的積蓄在河南老家建了好幾所學校，還設立了“獎學金”，資助貧困學生上學。有人說他“是不是想通過辦學撈名聲”，他卻笑著說：“我小時候沒錢上學，知道讀書有多難。現在能幫襯孩子們一把，也是積德行善。”他老家的人都念他的好，直到現在，河南衛輝還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世昌小學”。
    徐世昌的“佛系生活”也很有規律：早上六點起床，打一套太極，然后讀書；中午吃清淡的飯菜，下午練書法、編書；晚上九點準時睡覺，從不熬夜。他不抽煙、不喝酒，唯一的“愛好”就是吃點甜食，比如桂花糕、豌豆黃。家里人勸他“少吃點甜的，對身體不好”，他卻像個孩子似的撒嬌：“就吃一點點，沒事的。”
    1939年，徐世昌在天津病逝，享年85歲。臨終前，他給家人留下遺：“別辦隆重的葬禮，別請官場的人來，安安靜靜地把我埋了就行。”可還是有很多人來送他，既有北洋時期的老部下，也有他資助過的學生，還有普通百姓。有人在挽聯上寫：“政壇老宿，文壇宗師”，這八個字，算是對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第七章歷史評說：“混世魔王”還是“務實智者”？
    徐世昌的一生，堪稱晚清民國政壇的“活化石”——他經歷了科舉制度的消亡、辛亥革命的爆發、軍閥混戰的亂局，從一個寒門秀才一路做到民國總統，最后又以“文化達人”的身份落幕，這樣的人生軌跡，在近代史上堪稱“獨一份”。
    后人對他的評價，向來是“褒貶不一”。有人罵他“墻頭草”“投機分子”，說他一輩子都在“見風使舵”，沒有堅定的立場，既沒像孫中山那樣為革命獻身，也沒像曾國藩那樣為清廷“鞠躬盡瘁”，就是個“混官場的老油條”。比如他在晚清時既支持變法又不反對守舊，在民國時既幫袁世凱又不參與帝制，在軍閥混戰中既調解矛盾又不明確站隊，確實給人“圓滑”的印象。
    但也有人夸他“務實智者”“和平使者”，說他在亂世中“以柔克剛”，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無數危機。要是沒有他在小站幫袁世凱穩定軍心，北洋軍可能早就散了；要是沒有他在軍閥混戰中當“和事佬”，老百姓可能要遭更多戰亂之苦；要是沒有他晚年編纂古籍、興辦教育，很多文化遺產可能早就失傳了。他的“圓滑”，其實是亂世中的“生存智慧”——在那個“槍桿子說話”的年代，一個手無兵權的文官，要是不懂得“變通”，早就被吃得連骨頭都不剩了。
    其實徐世昌自己早就知道后人會怎么評價他，他在日記里寫：“我這一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能在亂世中保全自身，能為百姓做幾件實事，就夠了。”這話或許就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壞人”，只是一個在亂世中努力生存、偶爾還想做點好事的“普通人”。
    放在今天來看，徐世昌的“混世智慧”其實也有值得借鑒的地方：比如他“厚積薄發”的學習態度，“務實變通”的做事方法，“急流勇退”的人生智慧，還有“老有所為”的生活態度。當然，他的“圓滑”我們不能學，但他在亂世中堅守的“底線”——不害人、不貪財、想為百姓做點事，還是值得肯定的。
    北洋政壇就像一個“大舞臺”，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這些人都是“主角”，個個鋒芒畢露，最后卻都落得個“悲劇收場”；而徐世昌這個“配角”，憑著自己的智慧和變通，硬是把“配角”演成了“人生贏家”。這樣的人生，或許不夠“轟轟烈烈”，但足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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